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三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主要体现在各个区域迥然不同的文学创作上,即最适宜这块文学土壤生长的那些艺术品种.各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是在行政当局所制定的文艺政策这一大框架下,经过多种文学成分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最后在达到某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取自区域统治者、文学家和读者三者需求的平均值,是它们相互妥协、接受和适应的产物.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与突破——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11日至14日,"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在南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70余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的学者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进行了热烈、坦诚,甚至针锋相对的讨论。会议涉及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应用研究等多项议题。会议首次明确界定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及研究意义所在。此外,60余名与会专家学者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并选举产生"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筹备委员会",标志着文学地理学这个新兴学科得到学术界的正式认可。     

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特性

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因其发生的特殊时空背景、政治环境、地域民族文化场域而具备了超前性与滞后性、压抑性与自由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基本特质.这些特性反映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辩证运动与复合式发展.探究这些特性,将有助于确认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地理变迁

抗日战争使中国文学地理发生了两个向度的变迁,一是文学中心的广泛流布;二是形成了色彩迥然不同的文学区域。这些变迁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扩大了新文学的生存空间和传播领域,改善了文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自足的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多样化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现代语境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 ,在抗战时期特殊文化背景下 ,为落后封闭的重庆文学提供了时代、政治、民族和文学艺术一体化、现代化发展的机遇 ,显现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在新文化与新文学转型中民族解放意识、政治地域色彩及开放与多元的现代语境。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文学地理走进新体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节点与意义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文学地理在走进新体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四个重要节点:一是19世纪90年代,"南北文学论"开始进入日本学者撰写的一系列中国文学史著作;二是20世纪10年代,戏曲家里居分布进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三是20世纪30年代,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进入刘经庵等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四是20世纪40年代,由陈寅恪完成了中国文学史"时空交融"理论模型的建构。文学地理走进新体中国文学史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对文学地理研究实践的示范效应、文学-人才地理研究方法的统合作用以及为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反思契机,后者包括文学史模式的再探索、文学史客体的再认识、文学史演变动力的再阐释。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一)

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在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因为文学是社会文化这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互动离不开文化的参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不仅积极参与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而且还构成了二者互动交流的主要互动方式.     

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

文学地理学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应关注巴蜀,关注重庆。     

文学地理视域中的中国东西文学

自古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一直存在。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东西文学并未像南北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有复杂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原因。西部文学在历史上长期被遮蔽,到当代才得以"完形",俨然与东部文学对立。东西文学是从地理空间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审视,有助于我们在日益同质化的时代呼唤和维护中国文学的地域传统和多元特性。     

从中国文化资源重新定义文学

西方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虚构,是与现实不同的艺术,体现为诗歌、小说、剧本。这一定义由西方向全球扩张而成为世界性的定义;同时,又在全球化的电子主潮中让文学被边缘化了。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汇通中,文学实际上最能显示一个文化的特质。如何让文学走出边缘化,而把文化的特质显示出来,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化关于文学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资源把文学定义为语言之美。任何文体,只要有语言之美,就可以成为文学。这一定义不但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学的各种类型,以扩大文学的类型,而且使人们有一种新的眼光去理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让文学的品质在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互动中得到提升。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政治社会化研究

汪伪政权通过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以在其的领导下,和平建国,与日本共建大东亚新秩序,反对共产党,保护私人资本和土地所有权,谋取中日的经济提携为内容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由于其政权的反动性,尽管采取学校、媒体、社会等多种途径使之社会化,但绩效甚微。     

文学地理研究中的作品分析刍议——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为例

通过阐述文学地理研究中有关地域文化的认识问题,指出对于地域文化的了解,受到文化变迁、社会总体知识水平和个人经历经验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又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诗歌为例,提出了一种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即按照创作地点将它们分为"在岭南"与"自岭南"两类,并比较了两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进而探讨了它们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意义.     

史家眼光与文学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发生在清末民初阶段,并在短期内成为文学场域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异域文学正是通过翻译文学的"中介"性作用,转化为本土文学的精神启示源泉。因此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意义。文章梳理了近百年来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在不同观点、立场的历史论著中,翻译文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表达,其研究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被视为启蒙大计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其意识形态和书写策略如何嬗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文章从现代文学源流的多种"话语"形式、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对翻译文学"缘起"的不同指认和阐释等方面,阐明在中国现代文学视域下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中国访英团与战时中英关系的改善

中国访英团是1943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之邀,为答聘1942年秋天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之情而派遣的访英代表团。英国政府对中国访英团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访英期间,中国访英团向英国社会传递中国友谊的同时,也对战时英国的议会政治、经济统制、社会动员、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回国后,访英团通过报告演讲、著作发表等形式积极向国人介绍和宣传战时英国社会。战时中英代表团的互访,不仅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