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祖饯诗初探

祖饯诗是《文选》诗中的一类,祖饯即设宴为人送行,中古时期对祖饯时的情感甚为重视,常作诗吟咏。《文选》诗祖饯类有诗七题八首,可分为两大形态,魏晋之作或有游离于饯行送别的内容,南朝之作则完全写饯行送别。《文选》诗杂诗类所录“苏李诗”是祖饯类诗作的开山之作。《文选》诗公类中写祖饯的作品是叙述最高统治都或王侯公卿召集的送行。《文选》诗赠答类也有写祖饯的,只是意味不浓。《文选》之外还有种种祖饯类作品,各具有自己的特点。     

南朝送别诗兴盛的文化意义

南朝的宋、齐、梁三代是中国古典送别诗兴盛的第一个时期,史载送别活动频繁,留存送别诗数量多,体式不断新变,诗歌水平不断提高。从文化诗学角度分析,官场祖饯赋诗的政治化、联句赋别、应制赋别、外交出使饯别作诗、饯送仪式感染情感等因素是促进南朝送别诗兴盛发展的原因。萧统《文选》、唐宋类书等编选南朝送别诗,赋予该类诗作应有的诗学地位,彰显了其诗学价值。     

论齐梁送别诗体式的新变

齐梁是中国古典送别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本阶段送别诗在魏晋的基础上发生了体式上的新变：从魏晋多章组诗结构向单篇短制转变；五言送别诗取代四言之制，并出现了七言送别诗与乐府送别诗的创新；联句诗也从宫庭台阁的帝王僚吏附和应酬渗入送别领域，形成了联句送别诗；送别诗称题也与魏晋有了很大的变化，送别意图更加明确。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试论王维的送别诗

王维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主要是其山水田园诗赋予的,但王维诗作中的送别诗也独具特色,本文主要对王维送别诗进行分析,从中归纳出王维送别诗所体现的艺术特色。     

初唐送别诗创作的多元格局及诗歌史意义

跨度近百年的初唐是唐代诗歌的发轫时期,也是送别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初唐时期的送别诗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和文学史价值。初唐送别诗的创作格局中,主要存在三种体式的诗歌: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宫廷送别诗,以创作上的集体性和风格上的富丽性为标志;活跃在贵族官僚阶层的送别诗,其中的送人赴任的饯送诗、涉及贬谪的送别诗具有诗风、诗体的转折意义与示范价值;代表文坛新鲜血液的底层文人创作的送别诗,这类诗歌将送别诗拉回到抒情的轨道上,气势激昂,感情热烈,启盛唐之先鞭。送别诗的频繁创作使初唐文坛保持着活力与生命力,也体现了唐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初唐送别诗是整个唐诗从宫廷走向江山与塞漠的表征之一,对后来的同主题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创和引导作用。     

忧喜是心火荣枯是眼尘——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解分析

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的诗解有六种,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送别对象.经过考证分析,笔者发现,《赋得古原草送别》与白居易写给湘灵的诗,在时间上有明显的承接性,可以推测,该诗作于与湘灵萌生恋情之初的贞元九年(793)的一次分别时,送别的对象为湘灵,反映的是诗人初生恋情时的分别情怀,它与此后写给湘灵的诗中的“草”意象相因应.     

论盛唐送别诗酒意象的突破

送别诗源于《诗经》,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第一次大的发展,到唐代时又一次迎来全面繁荣。在这一过程中,“酒”也逐渐发展成为送别诗的主要意象。本文试以“酒”作为切入点,以盛唐送别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前代送别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酒意象在盛唐送别诗中实现了三大突破(数量上的突破、内容上的突破、意境上的开拓),成为送别诗的核心意象,对后世送别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突破,既与酒文化的发展和风俗的变迁密切相关,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浅论王维送别诗

本文通过对王维送别诗的全面而具体的考察,认为王维送别诗不同于一般人的送别诗,它有着较鲜明的个性,即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和社会意义,处处充满着人情美,在艺术上追求意境美,抒情手段的运用丰富而得体,并对此进行了要略的阐述。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     

《全宋诗》误收金元明诗考

《全宋诗》由于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编辑过程中存在一些诸如误收、重收或漏收等疏误。对此,学界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辑侠补正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解决。笔者在翻检《全宋诗》的过程中即发现了十余首金元明诗被误收入《全宋诗》之中,而补正《全宋诗》之文章尚未注意到,故特以拈出,以期对《全宋诗》将来的修订,能尽绵薄之力。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试论刘沧的咏史怀古诗

刘沧是晚唐时期一位很有特色的诗人,也是一位被遗忘的诗人。他的诗歌以七律为主,尤其是咏史怀古诗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刘沧的咏史怀古之作,牢笼朝代的沧桑之变与人事衰落,以历史反映现实,映衬现实。给人以深刻的理性启示和认识,讽刺和告诫当朝统治者从中吸取教训。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晚唐的咏史怀古诗增添了别样韵味。     

明刻本《六朝诗集》编纂考

《六朝诗集》是明代嘉靖年间刊行的一部六朝诗歌总集,根据有关文献推断,其编纂、刊行者很可能是蒋孝。虽然全书在刊行过程中经过了编者的改易补正,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讹误脱漏,但所收诗文大多依据了旧本,因此也就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略论唐代边塞诗美学形态对前代的传承

唐代边塞诗的阳刚之美使唐代诗歌光彩夺目,这种美学形态的存在固然与唐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精神风貌密不可分,但它的形成对前代也有个传承过程。由先秦至隋代,我国的边塞诗经历了由萌芽到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体现英雄风貌,还是渲染战斗声势、展示大漠风光,都洋溢着阳刚之美,为唐代边塞诗的美学形态——阳刚之美的形成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试论张说的贬谪心态与贬谪诗

张说有两次被贬被弃的经历,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和咏怀赠别诗。他执着恋阙的心态和特有的创作风格及情感表现方式,体现出贬谪经历在其诗歌创作中打下的深刻烙印:率意直露、凄婉抒愤。作为唐前中期贬谪诗人的代表,张说的贬谪心态与其后元和诗人有着一脉相通的承传。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辽金元诗经纬

辽金元三朝诗是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中国韵体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显示了独特的风貌和魅力,有一定的历史贡献。辽诗以圣宗即位为断,分为前后二期。金诗经历了前、中、后三个发展时期,尤以金、元易代之际为繁盛,出现了彪炳千载的艺术大师元好问。元诗发展大体与蒙古统一北方、统一全国和元明鼎革的历史进程相对应。早期的北方诗人群、一统后的元诗四家、衔接中、后二期的萨都剌和易代之际铁崖诗派领袖杨维桢等一大批诗人是镶嵌于元诗史上的明珠。元诗为题画诗、边塞诗、竹枝词、宫词、奁体诗、咏物诗等部类都提供了新的基质。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也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清代知见宋诗选本叙录

清代学宋风行,带来了宋诗选本的繁荣.据笔者仅见,现存可知见者共有59种.其大量出现,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宋诗文献,反过来也促进了清代宋诗及宋诗学的复兴,并成为后人选宋诗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