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包拯与中国的清官文化

包公是中国清官文化的符号。清官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清官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封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普适价值。     

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文化

在《玎玎珰珰盆儿鬼》这部戏里,包待制在自我介绍时的＂法正天心顺,伦清世俗淳。笔题忠孝子,剑斩不平人＂道出了一位清正廉明、执法不阿的清官的心声。元杂剧包公戏所表现的清官文化主要是借塑造包公这个清官形象反映出来的。包公这个清官形象从产生到发展,直到元代成熟定型的一系列过程,以及元杂剧包公戏作家显露出的清官思想,这些都呈现阶段性特点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形象,是剧作家们清官思想的体现,是借古喻今,彰显社会现实的利器。其表现出的清官文化更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意义,值得我们重点探究。     

建国后十七年通俗文学的生存状况

建国后十七年,通俗文学的市场趣味与政治教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具体表现在:读者现实的阅读心理要求扩大通俗文学的生存空间,然而主流文学刚性的阅读导向却试图将文学接受纳入硬性的政治规范;通俗文学的创作、批评与出版备受忽略与挤压,通俗文学作家怨言甚多;关于通俗文学的戏剧改编,肯定与否定的观点争议十分激烈.上述文学观念与文学政策博弈的结果是,通俗文学在政治挤压中丧失了内在活力,以至走向衰颓.     

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文化价值的确立和20世纪通俗小说的梳理--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

通俗文学伴随着影视剧的趋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但研究通俗文学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前些日子,我拿到汤哲声先生新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时,颇为惊喜,阅读之后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通俗文学是２０世纪初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命名。新文学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命名,是为了表明他们所创作的文学是有别于传统文学而具有新的特质的文学。事实上,中国整个２０世纪文学也就是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双轨发展的。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因其“新”而受到人们广泛地重…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三次整合

在文学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通俗文学处在文学的边缘地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观念影响了海派文学、解放区文学、京派文学等文学思潮,它是一股潜在的文学潮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出现了整合现象。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     

包公也断“葫芦案”——法治视野下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作为中国古代清官形象代表,包公是完美无缺的正义化身,在中国司法文化中,包公早已被神化.然而,如果以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样本,在现代法治视野下评判包公,我们会发现不仅《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这位葫芦僧会判葫芦案,身为清官的包公也同样封建迷信十足,他为了所谓的结果正义,在断案中有罪推定,并不惜刑讯逼供,最终导演一场包庇凶犯、枉法裁判的葫芦案.中国司法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清官情节,但司法公正并不仰仗清官,其根植于法治而非人治.     

两宋“双城记”:“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解读的城市文化视角

以两宋“双城”的视角来观照“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包公与济公皆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以两人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大文本系统。“开封包青天”和“钱塘济颠禅师”都带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两个系列都以宋代都城生活为主要背景展开叙事，呈现出一北一南两大都城的文化特色。两类小说在都城文化和人物属性的互动上颇为相似。一方面是“依城塑人”,即人物开展都城化叙事。“包龙图”依托“开封府”统领侠客在以政治主题为主的多元空间内惩恶扬善，济公则以“替僧”身份游走临安的市井江湖，带领徒弟扶危济困、普度众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人名城”,即都城彰显人格化特征。城市与主人公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以彰显城市的人格化气质，包公逐渐演变为中原清官文化的时代象征，济公身上则凝聚了江南和合文化的世俗样貌，威严气度与谐谑趣味参与建构了小说中开封与临安的城市美学形象。     

论包拯的吏治思想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清官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吏治思想以传统的"民本主义"为理论基石.他在给皇帝的多次上书中,坚决主张依法从严从重惩治贪官污吏,希冀以"进用贤俊"的选官标准积极防范贪官出现.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实践,不仅客观上符合当时民众的心愿,而且对当代的反腐倡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纳尔苏行动对曹家的作用及影响

雍正十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一年四月 ,早被革爵圈禁的纳尔苏 ,派嫡幼子福静向隋赫德索银三千八百两。事前有“曹家人”到平郡王府“行走” ,事后有雍正帝及宝亲王弘历为之开脱。曹家得银后可摆脱困境 ,捐纳州同。因此 ,对曹兆页家的穷困问题 ,有必要作通盘的思考 ;对“曹雪芹从乾隆九年开始创作《石头记》”的定论 ,大可怀疑。应大破“自传说” ,大立“他传说”。     

略论北宋台谏与包拯

北宋一代为加强君主集权、限制相权，防止内重外轻的局面，实施台谏合一的监察制度。遂使台谏权力扩张，参预朝政、弹劾百官、针砭时弊、纵横捭阖，不仅对新政变法起到推动作用，而且造就出一批直言敢谏的名臣。其中，包拯在台谏“举刺不避权贵、犯颜不畏逆鳞”，惩贪倡廉、奸邪必摧、安民固本、体恤百姓，深得朝野赞叹。然而台谏虽对朝政改革有积极作用，但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党同伐异、干扰君权，终滑向朋党泥潭漩涡，为皇帝所不容，最终导致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举步维艰、前功尽弃。而包拯之所以能成就一代台谏名臣风范，皆因其绝不攀附援引、营私舞弊，“故人亲党，一皆绝之”。故能受到皇帝青睐信任和同僚好感，以至黑脸包公形象留传青史。     

魅力与祛魅：中国古代清官思想再反思

清官思想是中国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尽管时代变迁却依然延绵不绝。中国古代清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和广大民众的敬仰;这种魅力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清官思想并非与现代社会水火不容,不应予以全盘否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清官思想,汲取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并引导其进行现代转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陆游的巴渝怀古诗

陆游中年入巴蜀,任夔州通判,后离川经夔,在巴渝地区创作了二十一首怀古诗,或抒失意之感,或发爱国之情,或盼壮志得酬,或借史针砭现实,虽然处于人生低落时期,仍不忘抗金复国之志,始终蕴藏着一颗爱国之心,这也正是其中年诗风转变的发轫。     

明代宗臣的循吏思想及其实践简

宗臣受《史记》、《汉书》影响,有浓厚的循吏思想。他所称颂的循吏具有四个特点;心忧社稷．以民为本;赈灾济民,抑制豪强;重儒宣教,以德化民;所去见思,死见奉祀。他在为官期间远仰汉代循吏的风采,近绍明代清官的轨迹,刚正清廉,品行高洁,将儒家的仁爱兼济思想和宣教化民的理念相结合,在短暂的仕宦经历中谱写了一曲精彩乐章。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元杂剧中包公的胆识与智慧

包公是合肥市的重要名片之一,介绍元杂剧中《智赚生金阁》、《智斩鲁斋郎》、《智赚灰阑记》等几个包公剧,从中不难看出包公的胆识与智慧。借鉴包公,我们可以得到鞭策与激励。     

从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关系的差异看其文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的微妙关系的比较 ,认为虞世南与太宗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 ,而且有着良好的私交 ,而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则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张力的君臣关系。造成这两种关系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太宗对南方文化的崇尚超过北方文化。     

辛弃疾与朋党之争

在朝臣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的复杂形势下,辛弃疾也未能置身事外,他的仕途沉浮与上层派系斗争、权势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使他南归后必然要受到排斥,但他以自身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受到主战派权臣的赏识,官职不断有所升迁。而其过于猛厉的行事作风与当时的士风甚不相容,随着主战派失势,他的落职罢官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