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 曲高和众——《聊斋志异》语言试探

<正>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事实:一是蒲松龄用文言创作了闻名于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同时又用白话创作了几十万字的俗谣俚曲和杂著,文言和白话他都运用得很娴熟,他是个文白兼长的语言大师.二是白话小说早已在先于蒲松龄五六百年前的宋代出现,明代更是大量流行,短篇、长篇都产生了堪称世界文学的名著;尤其是文人独创的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更是标志着我国白话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都是我们在探讨《聊斋志异》语言时,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     

论晚清“新小说”的文体特征与语体建构

晚清是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文学观念也随之出现新与旧的交锋,为救亡图存、启迪民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被遴选为最佳政治工具.新小说更多地借鉴了白话小说的语言及其形式,却仅有小说之“名”,而实为混杂文体.因新小说启迪民智的载道功能以及晚清文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积习,虽部分晚清士人理论上力倡白话,新小说语体实际上呈现多语体混杂的状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晚清新小说形成了文言、白话间杂的局面,而文言包括古文、韵文和浅易文言,白话又可细分为古白话、方言和欧化白话,新小说语言实践推动了多语体的变化和融合,从而建构出更具表现力的小说语言体式     

晚清白话报与书面表达的新变

晚清以来,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主流话语权,进而成为新文学的基本表达方式,这一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白话升格的历史演进过程,在混杂着新与旧、中与西、因与替等时代主题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是断裂、交叉与可能性的多主题变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近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的纷繁复杂.作为白话升格的直接推动力量,晚清报界的主创、编辑、写手,以白话报为变革话语表达的试验场,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学登场的最初拉幕者.     

中国古代的白话学术与文论

中国文化／文论的“失语”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有人片面地把文言等同于传统文化,把白话文等同于现代文化,因而认为在文言被废弃的今天,不可能再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文言与白话乃是同一语言系统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古人早已有用近乎当时口语的“白话”来进行言说的传统。此文初步勾勒了中国古代白话学术与文论的发展脉络,试图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供某些启示与参考     

汉译佛经语体的形成

从佛教的语言观念与译经的特殊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译佛经中白话与文言因素并存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汉译佛经中出现大量白话,既有佛教传统语言现的原因,更受制于早期主译僧人的汉语水平,汉译佛经中的文言因素.则来源于担任笔受及润文的中土文人.     

略论文言与白话的特色

文白的交替反映了汉语书面语发展的脉络,从历史的眼光看,文言和白话又都有其各自时代的合理性,二者各有自己杰出的作品和语言巨匠,具有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胡适派诗学对中西美学诗学的偏取及其得失

胡适派诗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偏取上的。胡适诗学的理论依据:其一是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其二是西方意象派的诗学主张。一方面,胡适派诗学家以自己先行预设的诗学观念来切割中国诗学史,强行把中国传统诗学划分为文言与白话,舍弃文言而偏取白话;另一方面,则以自己因受到白话报刊文章的影响而形成的白话观念,来接受西方意象派诗学,从而对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胡适等人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初期白话诗学观念成为初期白话诗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是导致初期白话诗艺术成就低下的根本原因。     

关于白话联的平仄

白话联有两类,一类是白话律联,另一类是白话非律联.白话律联的存在体现了人们在改革对联所使用的语体时,对文言联旧有声律规则的留恋和对韵律美的执着追求;而白话非律联则有彻底挣脱平仄束缚的趋势.     

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近代小说理论家理论追求的矛盾心理

近代小说理论家出于社会革命和启蒙的需要推行小说改良,虽把小说由不入流的“小道”地位提高到救国济世的地位,但传统文化的积淀仍然存有对小说的鄙视心理。因此,在理论追求中他们徘徊于理智与情感之间,在推崇新小说的同时又鄙视旧小说;虽然提倡通俗白话,但是在写作中喜用文言;虽然提倡学习西方小说,但是不愿承认传统小说的落后,事实上又对小说传统一脉相承。新小说的出现与失败都是由此而生。     

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的演进而发展",这是一条被无数次历史事实验证过的规律。白话修辞学百年来随着文体变革而发展的历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与文言文体、文言修辞学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1)"新文体"倡导阶段;(2)"白话文"运动阶段;(3)"大众语"运动阶段。建国前白话文、大众语运动存在着不足,建国后白话语体、白话修辞得以发展。白话修辞学随着白话文体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在与文言修辞学竞争中渐成主流。白话修辞学的诞生与成长,与引进国外修辞学说息息相关。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论讲史平话的语言特征

宋元讲史平话一直被认为是讲史的话本.其实,平话是一种在民间口头文学和传统著述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边缘性文体.从现存平话语言特征中可见平话中白话和文言混用的现象及其形成原因,这种边缘性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平话的加工整理者的文化心态所决定的,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的传播者研究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传播者主要是从业余民间艺人逐步发展而来的。到唐五代时期,传播者的范围已扩展到整个社会,就连宫廷中说唱伎艺的传播者也多讲述民间故事。并且,从里巷小语者到职业说话艺人,通俗叙事文学的传播者已经一步步走向专业化,而用白话创作通俗小说的书面传播者也已经出现在社会下层。     

对付斯年白话文学观的再认识

现代白话运动是在两个递进式的层面上操作运行的，一是破坏古典言，二是建构现代白话。付斯年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白话学观对现代白话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言合一观、法欧化观及学人化观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他的白话学观。     

《新青年》杂志与“白话”理论诞生

透过《新青年》杂志追寻“白话”理论诞生、发展的历史印迹,可以发现初期“白话”理论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口语化倾向。白话话语系统在语用层面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的现代特征。它在词汇方面容纳了部分文言词汇又吸收了某些现代口语,在语法结构上借鉴了古代白话文学、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长,为达成白话体系语言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契合奠定了基础。     

"白话"与"国语":从国语运动认识文学革命

胡适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现代"国语"观念密切相关,但是他的这一致思路向并未得到足够的理解和重视.在近代革新运动中除了普及语言的努力之外,追求语言统一的意识也逐步自觉,但与雅俗对立的语言价值观念根本抵触.胡适立足于时代,对白话文学的大力倡导带来了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国语运动的价值困局得以消解.而"国语"的普遍性要求则支持了白话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的地位.     

从语言选择看蒲松龄的小说与俚曲创作

白话小说在明清时期已经取得了斐然成就,而《聊斋志异》却以它独特的风姿,成为文言小说的最高峰。蒲松龄科场偃蹇失意,沉沦下僚,虽为正统文人,但并不排斥白话口语创作,现存俚曲十四首,语言俚俗易懂,迎合下层民众审美趣味。作为他心灵寄托的《聊斋志异》采用的仍为文言。文言一直是作为官方正统文体存在的,是文人身份的象征;口语白话通俗易懂,广泛应用于普通大众之间,是俗文化的象征。蒲松龄的创作文白皆有,则代表的是其两种不同境界：文言意味着虚幻的理想,白话则是回归现实的象征。     

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因此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是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区分这些古白话因素与文言因素。《三国演义》的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受到后出演义体历史小说的仿用,形成历史演义体语言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