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此语境,文学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运作和理解.本文即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民族国家话语为参照,来探讨此期文学创作的女性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民族国家话语时,又是如何通过艺术拟构来丰富和参与该话语的建构的.     

民族国家话语焦虑与“新民”视野下的“英雄”想象——以报刊史料为中心的讨论

创建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晚清"现代性"的中心内容其重心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即"新国民"上。对于这样一个未知的"主体"的寻找"、想象"与构造,折射出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由于本土话语资源的缺失造成的焦虑。"侠"与"英雄"的想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启用,而"启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复活"与"复制",而是意味着在新的"时势"下加以"重构",淬厉"其"旧",采补"他"新",后者构成了"英雄"想象的"现代性"起点。     

天下观的消解与民族国家观的构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意图是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存在着冲突,这种身份差别扩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在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民族整合方案,其中苏联利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化族际整合模式,澳大利亚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整合政策,这两种民族整合方式在缓解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整合双重困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培养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国家性。     

晚清民初革命古典主义的萌芽

晚清民初革命派文学是革命古典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芽,它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而出现的。其所蕴含的革命古典主义特点有：一、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宗旨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二、强调民族主义的集体理性;三、崇尚以民族传统文化来陶铸国魂;四、尚武精神和悲壮风格;五、平民气质与通俗化。     

宋教仁的“汉族”观

"汉族"是清末革命党人常用的重要话语,这一概念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把汉族的起源定位于黄帝,这是个文化符号也是种族符号。宋教仁还把汉族建构成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强悍民族,为的是在国力孱弱备受欺辱的境况下激励自己的同胞。尽管宋教仁强调汉族的特性,但其民族和国家建构的最终目标,是融汇国内各族群建立"五族共和"的现代国家。     

国族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的考察

现代国家建立过程发生的政治讨论伴随着对旧制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总是试图建构一种相异于旧制度的权利观念,并进而为持有这些权利的政治主体提供理据和政治合法性。现代国家的建构理论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宪政思想,期望通过"一国一族"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国族的建构以建构民族国家。这种浓郁的种族主义不仅引发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五族共和"的疑虑,也为帝国主义借机策动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独立"提供了口实。是"五族共和"还是"五族一家",或许只是辛亥革命中的诸多问题之一,它引申出来的一个关键是世界的诸多思想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能否站得住脚却是需要慎重检验的。或许,效法西方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摒弃历史遗产,但如何利用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经验来处理"自己的历史遗产"却显然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关键点。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姓"资"姓"社",也都必须建构"民族国家"和"囯族"。只不过像中国这样受到"天下主义"历史传统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族建构方式和途径上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国族"建构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集56个民族文化之精萃打造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伟大战略任务。     

对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争的一些问题的评析

中国与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可以叫做"文化民族",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崛起而形成的"民族"可以叫做"政治民族"。任何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传统"文化民族"向现代"政治民族"过渡的必经过程,国家应采取种种措施去建构作为"国族"的"政治民族",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去建构"国族"。民族问题"去政冶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否定民族集体权利、建立同质化的"公民"或"国族"的构想是违背"民族平等"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是违反中国国情和当前世界潮流的,如实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能采取"同化"或"融合"的方式,而应当按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思维去"整合"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     

"希腊神庙"的建构与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想像

"希腊神庙"是沈从文理想的栖息之所,在"边缘身份"意识的导向下,沈从文完成了对"湘西生命"的展现和对"希腊神庙"建构的思考.在现代文明的渗透和自身缺陷的"共谋"下,诗化的湘西生命由"常"到"变",沈从文开启了现代之思:重造经典,对理想的民族人格进行冥想.他把目光投向了湘西自然的生命形态.这种寻找生命之根的意识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想像方式.     

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辨析——兼与叶麒麟博士商榷

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最基本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有学者将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两个特性,并以此为框架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本文认为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现代国家形式,将其作为现代国家的特性稍有不妥。同时,这种简单认定忽视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划分标准的差异以及内在关联,在给民族国家"瘦身"。事实上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仍然显示出巨大的解释力和活力,二者是并非并列或互补关系,而是包含关系,民族国家是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民族国家构建目标包含民主国家所承载的使命,将民主制度建设视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更符合逻辑,也更符合实际。对政权合法性的追求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之一。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小说话,数量众多,色彩斑斓.本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述评,反映了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民族自觉的文学塑形与异化镜像——论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

从异质文化间文学镜像角度来思考竹枝词的近代转型,就会发现清末民初竹枝词中出现了"假洋鬼子".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西俗东移和西学东渐的产物,集中地反映了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社会群体认同的主体性.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主要包括有"冶游弟子""留学生""洋奴""西崽"等四种类型,在竹枝词中经由书写者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审美认同等多重视角中建构出文学文本意义上的异化镜像,此类形象为知识阶层对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选择等社会转型心理诉求提供了路径.在维新变革的社会思潮中,可窥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民族自觉的细微变化,同时也是中国"他者化"的文化隐喻,具有特殊的文学审美价值.     

启蒙思潮·经典建构·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是"西方"向"诸民族"的文化转型过程,而西方启蒙思潮为各民族国家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17—18世纪以来,西方诸国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是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步骤;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学经典建构既是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现代西方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近代中国"少年"与国家形象发生联系,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概念,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兴起,源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源于近代中国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近代有识之士通过文学翻译或创作,将"少年"与新民、新国、民族复兴等意象联系起来,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情感·革命·国家——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及其周边

前人谈及徐枕亚《玉梨魂》及其改写之作《雪鸿泪史》,大多纠缠其浪漫多姿的情感,而这段爱情+革命历史寓言所表露的感时忧国情绪却较少被人研究。其实两部作品包含诸多个人与国家、文学与历史的张力,是清末民初一代作家身世之感情与家国之感情交叉感染的强烈流露。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它们传达出诸多转型、过渡的信息:它们上接晚清表现男女与英雄的新小说理想,下启现代爱情+革命的革命文学模式;发生在两部作品之间清洁情感突出革命的改写行为,显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向民族国家这一主流话语靠拢的驱力。而作为大苏州区的作家,徐枕亚延续了这一地区文人的个人抒情与感时忧国相结合的文学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他作品中的个人命运与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合流。前人多指认《玉梨魂》、《雪鸿泪史》为鸳蝴派代表,但二者其实有鸳蝴文学没能包含的意旨。     

民族国家与民族问题

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国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但也生成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外蒙古的独立,西藏的“驱汉”,新疆的泛突厥运动,满洲国的创立,内蒙古的统一自治运动,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所有这些都是创建民国之后生成的问题。与中华民国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之大道,那就是: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这个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     

现代语言运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历史演变

近现代(1840-1949)语言运动与民族意识相始终,但民族意识赋予语言的责任,首先不是"构建民族",而是如何启民于蒙昧,救国于倒悬.在清末,语文改革是在遭受列强凌辱之痛定思痛的背景下进行的,不论是从开启民智方面还是从增加凝聚力方面,他们都把语言改革的"终极意义"指向了一个心理或政治的共同体(中国).晚清文改人士心目中的"中国"仍是天朝王国"大清";而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民族意识,也是民族、种族概念的混杂.五四前后,国语运动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得到了自觉的强化,现代白话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唤醒民族意识的有力工具.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和拉丁化运动是在民族意识的热烈沸腾之中产生的,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国之初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近代百年语言运动与民族国家意识凝结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