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人物与意象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精华，而意象的精妙运用，则是莎翁最令人叹服的高明之处之一。本文力图从利用意象塑造悲剧人物性格、通过意象对比展示人物的善与恶以及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预示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阐述意象在莎翁四大悲剧中对人物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两个世界的争夺——《雾都孤儿》两种文本的解读

对经典小说《雾都孤儿》和其银幕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认为影片同原著一样深受人们的喜爱。从《雾都孤儿》两种不同的文本中，可以看到19世纪英国社会现实的缩影，体会到善与恶两个世界的争夺。两种不同的文本都透露出善与恶这两种力量对主人公的“教育”作用，而“教育”的目的和效果值得我们深思。     

浅谈中西古典悲剧的乐观性

中国古典悲剧的乐观性依托于形式 ,观众在对技艺的欣赏中得到感官的愉悦。西方古典悲剧的乐观性来源于内容 ,观众在对人物毁灭的体验中得到精神的升华。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不同的悲剧主人公那里 ,和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欣赏习惯有关 :中国古典悲剧的美学品格是世俗 ,是小道 ,而西方古典悲剧的美学品位是崇高 ,是大雅。由此引发的乐观 ,仅是趣味之异 ,并无高下之别。     

两个被扭曲的灵魂——莎乐美、潘金莲形象比较

女性往往给人以温顺、善良的印象,因而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她们也多是美、善与爱的化身。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德国有句谚语:人的天性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女人也不例外,在特殊条件的影响下,她们美好的天性也会泯灭,甚至走向反面——凶残狠毒好似魔鬼。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中的莎乐美、我国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就是两个这样的典型。虽然,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与国度,立意、构思、体裁也都大相径庭,但它们在客观上都表现了女主人公性爱追求中扭曲的灵魂和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疯狂行为,以致在很多人心目中她们分别成了东西方文学中淫妇的代表和女性恶的化身。然而,她们是否天生就“淫”、“恶”呢?本文拟就两位女性形象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以探讨外部原因对她们的影响以及她们不同的悲剧意蕴,进而思考两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     

从《苔丝》看《圣经》对哈代的影响

《圣经》对哈代创作《苔丝》的影响是巨大的。善与恶的冲突是构成《圣经》的主要情节线索,而《苔丝》中的三次冲突即善与恶的冲突恰恰完成了女主人公悲剧的命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与《圣经》中的原始意象有相同之处,苔丝体现了“替罪羊”这一宗教仪式。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作者对上帝意志是否定的。     

李健吾悲剧创作的独特类型

按照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物”,①然而,在中外戏剧史上,各种各样的“坏人”、“恶人”、“行为有过失的人”成为悲剧主人公的现象屡见不鲜,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人物麦克白就是一个弑君暴虐的奸臣,奥赛罗也是由于偏狭盲目的嫉妒激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实际上,悲剧并不只体现在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受难”或“英雄毁灭”的崇高感上,人们内心善与恶、     

思伊阿古之所思--析"think"一词在伊阿古语言中的使用

从伊阿古语言中“think”一词的使用去探讨伊阿古之所思如何体现悲剧冲突的本质(恶),以及莎士比亚如何由恶及善,达到其人文主义理想的实现。     

论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文化悲剧意蕴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茶花女》两部作品都讲述了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杜十娘和茶花女的命运表现了作家的思想观念.她们的悲剧,不仅是男主人公的软弱性格造成的,更是因为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所致.男女主人公都是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观念的牺牲品.中西方两位作家通过他们笔下人物的遭遇,对主人公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和道德提出了批判.在杜十娘和茶花女的身上体现了中西方作者不同的文化心理和道德观念.     

《永别了，武器》中的《圣经》情结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明显表露出《圣经》情结。他把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成了耶稣基督的化身．多次用《圣经》中常见的“尘土”意象作为象征性的背景。他还借男主人公亨利由恶到善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了由于战争的罪恶人类注定走向毁灭．只有弃恶从善。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一深刻主题，从而在作品中“复活”了《圣经》一书中对人类“救赎之途”的期望和探索。     

丁若镛“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探析

丁若镛的自主之权通常被解释为利玛窦式的自由意志或康德式的道德性自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后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战胜恶的自我约束能力；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预设了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人具有客观判断善和恶的超验能力。但通过诠释学以经解经法对文本中的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1)丁若镛的自主之权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规划能力，既不承认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也不承认人具有判断绝对的善和恶的能力；(2)恶源于“不思考”;(3)善是“符合情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丁若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并未简单采取直接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而是在扬弃中积极发扬儒学精髓。     

先锋文学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辨

在先锋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的问题上,倾向性态度有四种：先锋“善”而后现代主义“恶”是一种（洪治纲）;先锋“恶”后现代主义亦“恶”是第二种（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善”而先锋“恶”是第三种（麦克路安）,先锋与后现代主义同“善”共“恶”则是第四种（丹尼尔·贝尔）。先锋本是一种前卫意识,一种永不倦怠的破旧与创新的精神;在现代主义文化中,破旧与创新的先锋精神结合得比较紧密,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先锋精神的二重性出现较大程度的背离,由此造成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某种矛盾对立的看法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比较而言,丹尼尔·贝尔的看法更有说服力。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悲喜沓见 离合环生——古典戏曲美学形态的优长与缺失

悲剧与喜剧是西方戏剧美学形态的主要类型,用这两个类型可以把西方戏剧主要的作家作品大致区分清楚。与西方戏剧悲与喜壁垒森严的状况相反,我国古典戏曲将悲与喜、离与合等相异成分调和在同一作品之中,悲喜沓见,离合环生,造成一种悲喜中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形态。西方戏剧之优长正是古典戏曲之缺失,而古典戏曲之优长也正是西方戏剧之缺失。中西戏剧美的交融互渗方为人类戏剧美之“全”。     

悲喜沓见 离合环生——古典戏曲美学形态的优长与缺失

悲剧与喜剧是西方戏剧美学形态的主要类型,用这两个类型可以把西方戏剧主要的作家作品大致区分清楚。与西方戏剧悲与喜壁垒森严的状况相反,我国古典戏曲将悲与喜、离与合等相异成分调和在同一作品之中,悲喜沓见,离合环生,造成一种悲喜中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形态。西方戏剧之优长正是古典戏曲之缺失,而古典戏曲之优长也正是西方戏剧之缺失。中西戏剧美的交融互渗方为人类戏剧美之“全”。     

哈代作品中男主人公英雄主义的衰落

托马斯·哈代笔下的悲剧及其女主人公已广为人知，其实他刻画的男主人公也不逊色．本文通过对其主要作品中男主人公的分析，认为他们大致可分为理想到农夫和伤感型知识分子两种类型，指出从第一类男主人公到第二类男主人公，其行为动力是现出逐渐的衰退过程；这种衰退过程不仅是哈代本人逐渐灰暗的人生观的反映，而且正与哈代作品的创作顺序相呼应，经历了从喜剧──悲喜剧──悲剧──悲剧讽刺剧的发展过程．     

略论中西古典悲剧的美学品格

围绕中西古典悲剧不同的美学品格这一主题 ,就其在创作理念与宗旨、选材与主人公形象塑造、悲剧结局方式与审美效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西方悲剧是作者哲学理念先行的产物 ,塑造了有权势地位的英雄人物 ,并以主人公悲惨毁灭收场 ,从而具有崇高悲壮的格调 ;而中国戏曲悲剧则是黑暗社会现实在作者笔下的反映 ,悲剧的主人公总是被欺压的弱势群体或弱者 ,并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 ,具有引人怜悯、义愤的凄苦风格。     

略论中西古典悲剧的美学品格

围绕中西古典悲剧不同的美学品格这一主题,就其在创作理念与宗旨、选材与主人公形象塑造、悲剧结局方式与审美效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西方悲剧是作者哲学理念先行的产物,塑造了有权势地位的英雄人物,并以主人公悲惨毁灭收场,从而具有崇高悲壮的格调;而中国戏曲悲剧则是黑暗社会现实在作者笔下的反映,悲剧的主人公总是被欺压的弱势群体或弱者,并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具有引人怜悯、义愤的凄苦风格.     

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

人如何达于至善,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并认为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才能达到 “物来顺应”、自在快乐的至善境界。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