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现代性之维——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视角

发展问题是与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在以追求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的现代性条件下,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但资本现代性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的物化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等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对旧发展观的扬弃,其本质是实现社会现代性。当代中国,必须通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即通过社会现代性的建构,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     

“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

目前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与阐释的。伴随着中外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的多方面质疑,谁的现代性这一提问再次触及到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调和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建精神主体性,重思中国近代思想的流变,才是中国现代性独特的剧情主线,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是考虑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思路。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以文象思维为视角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现当代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方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在中国文化主体性语境下当代诠释的系统功能之构建与反思这一逻辑体系之上。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认首先需要确认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并在本体论层面确认中华文明特有的自然理性传统,最后在自然理性与逻辑理性的比较中确认中国文化的时代内涵,这是基于中国文象思维理论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诠释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系统功能将扩展到现当代文化、党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     

法律中的现代性——以歧视为视角

歧视是指社会对待一个人的态度不是根据他的行为,而是根据他的身份。歧视与平等相连,是平等的反面。同平等的三个层面相对应,歧视可以从三个路径来进行——基本权利不相同,非基本权利与差异不对称,具体实施程序、制度和措施上的不平等保护。用这三个路径来分析法律,我们发现法律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的法律是一种现代性的法律,它是现代性的体现,也是现代性的结果。现代性逻辑所具有的问题在法律中都得到了体现。现代性是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的法律总体上是歧视的。只有超越现代性,法律的歧视才能得以解决。     

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巨大变革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与艰辛探索,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方式必然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又证明了不能简单地回归本土思想资源,必须立足于全球问题背景,以构造性的态度综合创新,才能成功地回应现代性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的挑战。     

中国近代功利思强的现代性转化

中国近代功利思想的转型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救亡"和"启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功利思想的转变承担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责任.这个现代转型从晚清就开始了,到戊戌变法时期到了高潮.在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天下观"瓦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一,先验之天没落,人们开始立足于经验世界思考问题.其二,自然人性论取代了性善论,颠覆了原本的"善恶观","情""欲""私"有了合法的地位.其三,在合理利己主义的影响下,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义"和普通百姓的"私利"的冲突变得缓和,"利义"有了融合的可能性.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变,近代功利思想开始区别于传统文化中的功利成分,有了其现代的架构.     

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现代性道路的多线论,是我们从学理上谈论中国道路的逻辑前提。西方现代化历程在文化理念、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路径等层面均溢出了其负效应。西方现代性实践的负效应不是现代性本身必然带来的。中国道路应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中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走既充分借鉴现代性文明因素又最大限度地避免现代性负效应的道路。从理论上展望中国道路的前景,应自觉建构传统与现代相综合,物质与精神并重,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优化机制相结合的新型文明形态。     

究竟是存在之遗忘还是信仰之失衡--海德格尔与莫尔特曼对现代性危机回应之比较

本文就海德格尔与莫尔特曼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探索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路径,分析两种回应方式的差异性及其相关性,从而昭示哲学与神学在面对现实问题凸现的现代言说方式.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

中国近代曾经发生过文化精神的转向 ,即对发展的动力性的追求 ,它是中国社会获得现代性的重要条件和标志。这一历史性转变在哲学领域 ,曾经由不同的哲学派别 ,从自然界的客观法则、主客体交互作用、德性主体的确立和创造性等路向作了理论建构。现代社会需要自身的动力 ,现代动力式文明的弊病则需要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作为学术视角,由现代性动力学的观念入手,结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分别从现代性的分化特征和精神价值观的转变来考察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并且希望通过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视角来挖掘人们对新旧剧认识转变之表现,阐明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并指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在文艺副刊上的体现。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理解

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欧美等现代化"先行者"相比还存在某些差距和不足;另外,作为社会状况的"后现代性"也在悄悄出现并与现代性共存.这是中国社会"客观现代性"的特征.与此同时,诸如"发展"、"和谐"、"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等话语又塑造了中国社会"表达现代性"的形象.在城乡对比的意义上,城市代表着现代性的国家形象,而农民、农民工往往被看做"表达现代性"的"他者".这种"问题化农村-梦想化城市"的叙事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多重性和矛盾性.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问题--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选择

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性经验,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优势,吸收国外现代化建设的教训,避免重蹈其覆辙。     

现代性的批判与现代性的建构——杜威与胡适现代性思想比较

杜威站在经验自然主义的立场上,对于现代性是持批判的反思态度;胡适站在实验主义方法的立场上,对现代性持赞成的态度。在现代性思想的建构上,胡适背离杜威的立场,误读了杜威的现代性思想。     

近代欧洲问题剧的现代性——以易卜生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欧洲问题剧倡导个性解放,呼吁社会改革,加之坚执的自由意识和大胆的怀疑精神,使剧作家从"司空见惯"中发现变异.作为"应该否定的时代的一种伟大的否定之声",近代欧洲问题剧可谓"鹤立鸡群",凸显了毋庸置疑的现代性:以"人的精神的反叛"、以剧作蕴涵的批判性反思启发公众,质疑资本社会;告别浮华和"理性",遵从客观现实"第一"原则,把"逼真再现"作为最重要的艺术风格;坚持舞台革命,其采用的回溯式结构技巧紧凑而有力,通过深刻的对话和"潜对话"表现时代的"英雄",揭露自私、虚伪的"模范人物",描摹鲜明的戏剧性格.首创"讨论的技巧",以之构建激烈的戏剧冲突,完成其批判性反思之审美现代性表达.显然,以易卜生为旗手的近代欧洲问题剧,作为启蒙观念的艺术负载者、启蒙精神的演绎者,以自由和批判性展示了现代性的力量,其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开拓性,给后人以多方面启迪.     

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兼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遗存的问题

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现代性根源的经济哲学探索——以唯物史观为分析视角

从唯物史观的分析视角探索现代性根源,应当透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有经济现象来理解现代性逻辑何以生成.资本的出现导致现代性最终在社会结构、精神观念以及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获得实现.社会化分工在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工业革命以及工业主义意识形态造就了现代社会所独有的物性化、单向度、宏大叙事特点以及功利主义的基本价值观.     

对西学挑战的潜在回应

2010年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这是继陈寅恪、钱钟书之后,三联书店推出的第三位清华学者的文集。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学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三联学术出版中心于2011年3月26日在清华园联合举办"陈来学术论著集"出版座谈会,谢维和、李昕、万俊人、王博、何怀宏、张学智、胡军、肖鹰、舒炜、高瑄、梁枢、段伟红、辛鸣、曹峰、强昱、向世陵、彭国翔、干春松、郑开、杨立华、吴增定、唐文明等首都高校学者参加了座谈。发言稿经翟奎凤整理和参会学者审定,现将部分内容刊发出来与读者共享。     

中国信仰的现代性问题——以国家公祭圣祖先贤为例

近年,中国人关于国祭、公祭的争论,实际上是表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在意义建构与意义冲突层面上的重大问题.对于传统圣祖实行国祭或公祭的关键,不在于祭典的操办及其国家形式,而是在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信仰的现代性构成,以及信仰构成的神圣资源、实践模式如何建构的问题.它们构成了以中国信仰认同为中心的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所以,国祭、公祭的争论焦点,进一步涉及的,是中国信仰的公私之辨,中国信仰与中国人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边界是否存在及如何建构等重大问题.国家公祭圣祖的现象,表达了中国当代信仰的差序格局、公私之辨及其社会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