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时期南海《更路簿》兴盛原因探微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在明代形成之后,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便进入兴盛阶段,突出表现在《更路簿》的本子增多、记载的内容极其丰富、航海海域覆盖面广、南海诸岛航线和地名命名的增加等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对当时的渔民来说出海捕鱼成了唯一的生存出路,新加坡马蹄螺的巨额利润激发了渔民们使用《更路簿》出海的需求,在当时他们还拥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及敢于冒险、不怕死的精神。海南渔民和他们手中的《更路簿》对维护我国的南海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乃至南海文明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元针路探微——兼论南海更路簿的形成时间

两宋之际,指南针的应用标志着帆船航海进入计量航海时代。越洋航线可以按罗盘针位设计为连续转向的航路,即针路。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朱彧《萍洲可谈》的相关记载,至迟在北宋宣和年间,指南针已在东海和南海几乎同时应用于海船导航;吴自牧和赵汝适关于南海主海道的记录均强调了指南针的重要性;赵汝适的《诸蕃志》已有罗盘针位的记载;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则介绍了连续转向航路的导航要点和全过程。这些说明了宋代的南海海道已经按针路行船。元代,针路航海进入成熟阶段。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记载了从温州到真腊的完整针路,而反映元代海漕情况的《海道经》中的“海道”已可称为要素完备的针路簿。根据指南针在南海航线的普及情况,南海更路簿的形成时间当不晚于南宋初年。     

第五届南海《更路簿》暨海洋文化研讨会在海南博鳌举行

<正>2019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五届南海《更路簿》暨海洋文化研讨会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举办,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海南大学法学院特聘院长、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原所长高之国,海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崇敏,     

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研究的新思考——以证据链为视角

当前中国南海法律维权证据群较为庞杂,而这会为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以及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所有权带来一定阻碍。在解决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引入证据链学说,能够为建立证据优势提供逻辑工具,有助于补强证据的证明力与可信度,并有利于呈现南海争端证据的关系网络。在中国南海历史性所有权证据链中,需要明晰《更路簿》在证明“行使主权或主权性质权利”“持续行使权利”“法律确信”这三条证明路径中的价值。在中国南沙群岛主权证据链中,应具体考量《更路簿》在条约证据链、有效控制证据链以及地图证据链中的价值。在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作为一项证据,需要突出其证明作用,找寻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印证关系,并明确其证明力,更好地服务于证明“中国在南海拥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一使命。     

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

依照现代国际法,对领土领海的命名权是一国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南海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自明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南海诸岛礁及在相关水域进行捕渔、航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系列民间传世文献。该文献记录了中国南海地区峙、线、郎、塘等各类地名126处,这些地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岛礁沙洲等岛礁种类相对应,其记录的126处地名也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际认可的南海岛礁标准地名。因此,南海更路簿是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相关水域享有历史性主权权利的一大力证。     

《太平洋学报》副主编李国强在第四届“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正为深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挖掘海洋历史文化,服务国家海洋战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于2018年5月11日至13日在海南文昌联合举办第四届"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以《更路簿》和海洋文化为主题的一次盛会,这两个主题契合当下南海理论和南海现实发展的大势,与建设海洋强国和建设21世纪海上     

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正>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色生香的坊间文化珍宝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称为非物质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已经成为非遗保护的有效措施。本文分析了甘肃省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现状、出现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加强甘肃省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对策建议。甘肃省在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还有待加强,对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应成为甘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契机。     

市南文化遗产更鲜活《老舍青岛文集》首发

"终生难忘黄县路6号(现黄县路12号)。"老舍夫人胡絜青在重游位于市南区黄县路老舍故居时曾如此深情感慨。1934年老舍离开济南来到青岛,就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1936年春,老舍移居黄县路12号一层,在此创作了光耀文学史的巨著《骆驼祥子》等多部作品。在青岛期间的岁月不仅是老舍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之一,而且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舒乙和舒雨两个孩子。所以,直到现在,舒乙仍自称是"青岛人"。臧克家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还原了老舍当时悠然的生活:"小门东前,一进门小院极幽静。一进楼门,壁上挂满了刀矛棍棒,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挖掘与保护思路——以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现状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兰州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特点,挖掘和保护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兰州非物质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增强文化实力,实现兰州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基层文化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策略

<正>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人文价值,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也是民族特色、历史文化传播、传承的重要载体。因此,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非常必要的。基层文化馆在这项工作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其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需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优化与完善,将保护工作与传统工作做到位,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的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文章在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的良性循环的互动发展模式。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资源状况的不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互动关系发生的源动力和作用路径,设计出"旅游资源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旅游资源开发"两类具体的互动发展路径体系。     

对黑龙江省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黑龙江省境内的朝鲜族具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主要体现为社会风俗、表演艺术、节庆、礼仪等四个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黑龙江省朝鲜族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了冲击,有些正处于逐步流失、甚至消亡的危险境地。针对上述情况,黑龙江省政府及各市地政府正从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上加大保护力度;同时,以高等学校为主体,对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与传承;此外,重视教育,加快人才的培养也是加大保护力度的又一重要途径。     

“安顺地戏”VS《千里走单骑》——非物质文化遗产尚不享有署名权

2005年,由张艺谋执导、张伟平制片、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主演、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发行的影片《千里走单骑》曾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作为故事主线的“云南面具戏”,其实是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安顺地戏”,它曾被海内外专家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电影播出后,贵州省安顺市文体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     

《五国防务安排》与南海非传统安全

《五国防务安排》是东南亚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颇为独特的存在,其诞生最初是为了维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防务作出的过渡性安排。近年来,随着区域安全形势的变化,该组织通过机制建构和军事演习的不断更新与升级,增强了各成员国的军队的联合性、军备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有力地保障了南海航道安全。同时,该组织在实践中与地区内其他安全合作机制相辅相成,利用军事安全工具实现非传统安全目标,为各国在东南亚海域进行安全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在维护南海海上安全,尤其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新青年》影响与傅斯年五四时期的作为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刊物,它倡导科学和民主、自由和独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其影响下,傅斯年“背叛”旧学派走进新阵营,由旧学营垒的得意门生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其文学主张、人生观念及编辑《新潮》践行的“兽性主义”,均与《新青年》强力的启迪影响密切相关.《新青年》的影响,无论对傅斯年个人还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无论对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转型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型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