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海洋安全不仅是美韩两国合作的重要层面,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领域,影响美国地区战略的实施前景。随着中美之间发生权力变迁以及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一方面,美韩深化了双边海洋安全合作,同时,韩国加强了地区多边海洋安全合作,并积极配合美国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但另一方面,两国也存在分歧,韩国并不愿意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竞争。通过对比两国海洋战略,可得知,虽然两国的海洋战略目的存在一定分歧,但战略手段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有能力实现韩国的战略目的,也能帮助韩国增强其海洋力量;韩国则能为美国提供前沿基地、一定程度的地区海洋力量,以及机动作战的支援,这奠定了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因此,未来中美权力变迁期间,美韩同盟关系很可能持续呈现“相互支持”的态势。     

印度—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合作:新特征、逻辑动因与未来动向

近年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度—印尼)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升温,海洋安全合作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两国在海上联合演习、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和多边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印度—印尼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逻辑动因既有地缘战略因素和"制衡"中国影响等因素,也有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追求大国地位的综合考量。可以预见,海洋安全合作将是印度—印尼未来合作的重点内容,并成为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但是,受印尼大国平衡战略、两国经济联系的不紧密以及域外大国因素等影响,印度—印尼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着一定挑战和限度。     

日韩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同盟”?

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制约,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合作与龃龉交错的状态之中。两国从根本上缺乏深层次安全合作的基础,缺乏实质性联盟关系所必需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和解。虽然双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呈现不断强化之势,但在历史问题长期存在、领土争议久拖不决、民族情感持续对立的情况下,两国军事关系由准同盟向同盟的转变并非一个可以预见的目标。     

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探析:历史演进、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日趋成熟,在海洋军事技术与装备、海军联合演习与训练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逐渐成为美国亚太盟国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典范。日澳之所以强化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亚太安全架构变革等外部因素影响外,也与日本海洋国家联盟构想的推进、两国"印太战略"的实施需要等因素息息相关。尽管日澳合作会继续深化发展,但由于澳受经济上日益仰仗中国、国家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所困,会在对日合作立场上存在一定的摇摆。此外,日澳安全合作关系的既有裂痕如何修补、未来如何定位等棘手问题也将影响两国未来对合作的资源投入力度。     

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海洋地缘政治与战略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和由其决定的海洋战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制海权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局面和向海洋发展的趋势,美国正在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中国海军长期坚持"近海防御"和"积极防御"的海洋战略,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安全利益的全球化,需要逐步改变为"全球安全"海洋战略,这是由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中美两国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在海洋,必须防患于未然。     

美日智库交流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同盟管理——美日代表性智库互动视角

面对特朗普冲击,美日主流智库的同盟认知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牢固。基于对中国安全挑战的一致认识,美日智库不断为两国持续强化同盟关系提供智力支持。基于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和特朗普的独特性,美日智库在多边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建议无法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但是美日智库的国际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美国对日本的重视,也为日本提供了缓解美国对日中接近的疑虑的渠道,有利于双方避免误判、巩固共识。中国可以促进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但是利用特朗普冲击分化美日同盟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当前中日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在于两国对多边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视,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两国在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方面是否能持续满足彼此的期待。     

日美关系中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

美国的外压及日本国内政治力学,使得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持续政治化,也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提出了严峻挑战,即日美双方很难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只能找到相对的利益汇合点。普天间搬迁之路仍不平坦,日美同盟亦将因此经受考验。现阶段,强化同盟关系依然是两国追求的目标,日美正在寻求切实可行的普天间基地解决方案。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美日同盟与地区安全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是美国在这一地区保存军事存在的一项基本条件。亚太地区的多数国家也基本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特别是修改后美日安保条约却可能对地区安全带来消极的影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应该寻求合理、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法制保障与战略重构

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的前三年,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近年来,日本与法国在双方“印太战略（构想）”的相互交汇与影响下,陆续开展了涵盖机制建设、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日法两国能够在印太地区开展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到“印太”地缘结构变化及美国“印太战略”等外部条件影响外,也与双方巩固本国既得海洋利益、维护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稳定的双边关系等内在基础密切相关。在当前美日等国不断扩大海洋安全合作联盟的背景下,日法海洋安全合作无疑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权益带来一系列影响。然而,由于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多元化的外交传统、日法在遏制中国和对俄问题上存有分歧,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也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这都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同盟政治与领土争端——以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尽管关于同盟和同盟承诺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但是"一国会在什么情况下介入盟国与第三方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事实上,同盟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国与第三方的领土主权争端。同盟介入争端的程度和意愿取决于三大因素:同盟条约的规定、介入争端的收益以及同盟牵连的风险。这也是美国在多次公开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沙岛礁和黄岩岛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重要原因。尽管不应过分夸大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作用,但是从其客观影响来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介入东亚地区领土争端,只会激化问题,加剧争端解决的复杂性。     

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

东西方冷战的结束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西方战略家甚至评论道 :这一“冲击波不亚于原子弹的问世”1。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 ,以东西方冷战为背景、以前苏联为假想敌的日美安保体制的战略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 ,而台湾问题则在这一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这一转变及其与台湾问题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一、《东京宣言》标志着日美同盟将继续奉行冷战思维1 992年 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日本 ,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就冷战结束后两国所面临的问题及加强日美合作举行会谈。会谈后发表了作为“今后日美关系指针”…     

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日同盟何以长期维系是联盟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流联盟理论尚未深入探讨的“复合同盟”概念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政治经济同盟,主要特征体现为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合作具有战略性,二者共同寻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且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探究美日同盟长达70余年的演化发现,促成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近年来美日复合同盟趋向失衡的双向代偿在美日两国国内、区域乃至体系层面产生了愈发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体系变迁、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前景下,若代偿机制持续严重失衡,美日同盟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同盟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