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的基本类型及特点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实践,超越传统的卫生外交类型,开创中国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新模式。湄公河五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本文以卫生与外交政策相互关系的类型为分析框架,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进行历史回顾。中国在该地区的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实践已超越传统的"卫生服务于对外政策"类型,展现出全球卫生外交发展趋势和特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多元化、多层次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探索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与外交的关系类型和特点,不仅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可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战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研究

二战后日本依托全球性国际组织、洲际性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双边外交活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顺利地实现了从被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到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被治理者、配角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者、领导者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能顺利实现,既是当时的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使然,更是日本抓住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采取了有效对策的结果。日本通过制定和调整国家战略、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开展经济外交、提供公共产品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来说,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角色转换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发生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基于青海省的调查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社会基础的必要举措,也是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青年个性特征从保守到创新、从顺从到自我、从孤立到合作的转向,对社区治理理念与方式方法更新、提高公众参与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都具有积极意义.民族地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独特性,经调查发现,青海省存在个别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相关机制不够健全.进一步推进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要以组织建设为统领,提升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力;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提高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以健全机制为保障,畅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易地安置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分析——以广西L县Z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社区兼具“农村”和“城镇”的特征,社区搬迁户的异质性与管理的复杂性使得社区治理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社区治理研究更为迫切。以广西L县易地搬迁安置Z社区为例,以社会组织参与为切入点,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参与重铸了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社会资本,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信任基础、参与平台及规范约束,有效推进了搬迁社区治理。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信任断层、网络脱嵌及制度缺失等问题,需要在搬迁社区后续治理中予以优化和解决。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文化对话与社会工作本土化

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一定要考虑中国的文化特点。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应排斥外来文化和西方社会工作,而要在文化对话中,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国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既要立足本土文化,也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社会工作的优点和经验,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社会工作。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文化多元与民族敏感——西方民族社会工作中的东方思想

本文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工作回应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敏感的发展历程,西方社会工作对东方宗教、精神性议题、信仰社区、社会结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等议题的关注,以及在社会工作实务应用的得失。反观西方社会工作对文化多元性的回应,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特别是多民族中进行社会工作实务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多元一体的理念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应该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取向。     

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各类治理机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规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就其未来发展来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治理机制走向完善。本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福利治理的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研究——第六届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福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福利治理：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国际研讨会上,会议代表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革与转型背景下新的福利治理的理念,总结了中国福利治理的本土化特色,对推动中国福利治理发展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也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催生了全球治理的需求.由于中等强国的实力弱于大国,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事实上,中等强国在特定的治理领域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本文论述在硬实力总量给定的条件下,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是如何发挥不同于大国的作用,主导和促进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进程,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全球卫生外交的特征与中国实践

全球卫生外交是卫生健康同外交工作相结合的产物,跨国性突发卫生事件的频发是全球卫生外交不断发展的前提。全球卫生外交,是以应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为重点,主要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依赖卫生、外交等部门的联合行动,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下,通过国际医疗合作维护本国利益以及促进全球健康治理的外交实践。全球卫生外交在21世纪呈现新的特征:客体特征上,卫生和外交的融合日益紧密;主体特征上,开展全球卫生外交的主体在增加;方式特征上,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性与竞争性并存,且竞争性有加剧趋势;模式特征上,各国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全球卫生外交。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在体现上述特点的同时,在实践上有五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63年派遣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开展全球卫生外交,2003年抗击非典倒逼中国开展全方位国际卫生合作,2014年援非抗埃是中国成建制参与的全球卫生外交行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卫生外交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新阶段。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具有鲜明的特色。     

我国慈善事业社区化发展探析

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社区化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慈善事业社区化,是指将慈善事业与我国社区发展相结合,并以社区为基础,把捐助者、社会中介组织与受益人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慈善网络,以实现慈善事业的最优化发展。鉴于社区建设与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契合点,社区应在提供福利服务方面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鼓励社区主办慈善事业并参与募集、整合、分配各种慈善资源,提供慈善服务;依托社区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最优化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发展需求,提升慈善事业和社区发展水平。实现慈善事业社区化,必须增强社区慈善意识,营造浓郁的社区慈善氛围;建立健全完善的慈善机制,发展多层面的规范的慈善组织,使慈善事业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同时,提高慈善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使我国的慈善事业逐步成为以专职人员为主导、专职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推进的社会事业。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