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勤勉义务标准

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以独立董事未尽到勤勉义务为由,判罚独立董事对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引发人们对于独立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的广泛关注。自2001年中国正式确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以来,独立董事勤勉义务相关内容一直未在法律制度中具体化,进而导致实践中独立董事勤勉义务缺乏明确标准。在理论层面比较分析独立董事勤勉义务有关标准后,根据中国独立董事特有情况进行标准选择和细化,在制度层面调整独立董事法律定位,构建独立董事勤勉义务标准并完善司法衔接,尝试为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勤勉义务标准提供解决方案。     

“不危害或阻碍义务”适用的地理范围及其对中日大陆架争端的影响

虽然《公约》未规定"不危害或阻碍义务"适用的地理范围,但国际司法实践和多数学者支持该义务适用于"争议区域"。尽管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主张该义务适用于"未划界区域",但论证缺乏说服力。由于当事国主张的海域不能够超过其所依据的海洋权利的界限,因此"争议区域"不得超过"权利重叠区"的范围。在当事国依据不同海洋权利主张海域时,还需分析海洋权利之间是否存在效力等级。在中日大陆架争端中,自然延伸标准与距离标准之间不存在效力等级,两国所主张的大陆架边界之间的区域就是适用"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争议区域"。而在"中间线"中方一侧海域不属于争议区域,不适用"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故日本无权干扰中国的油气开发活动。     

董事勤勉义务研究:从域外理论到中国实践——以行为法经济学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中缺乏董事勤勉义务方面可操作性较强的规定,这导致在董事工作过失、怠于履行职责或无法很好地管理公司而致巨大损失时,法律往往捉襟见肘.此外,董事勤勉义务方面的司法实践经验较为匮乏也直接影响到实务中对于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与问责.反观美国法律的实践和经验,其在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环境下,藉由商事判断规则有效实现了董事问责和经营判断的平衡,在降低董事决策成本和风险的同时,有效激励和促进了董事的勤勉义务履行.若要将董事勤勉义务及配套机制这套在英美法系环境中长成的制度成功移植到我国,必须在完善公司法律和相关制度设计、适度扩充法院权力配置、提高法律素养三个方面的同时,充分考虑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环境优化,降低制度移植的排异性,促进我国公司法的发展.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决定与国际法：应尽未尽的环保、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

本文从防止域外环境损害义务、跨境环评义务、通知与协商义务等方面,论证这几项国际法义务的切实存在,阐释其法理基础和国际法义务的内涵与要素。本文指出,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违背了其应该担当的国际法义务,对其避免、减少、控制域外环境生态损害,开展跨境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都没有适当履行,对本国及周边国家与民众等利益密切相关方以及国际环境生态是极不负责任的。日本应该撤回错误决定,改弦更张,采取措施,回到履行其国际法义务的轨道上来。     

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我国现阶段之适用(英文)

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导致不断有新的犯罪进入刑法规制范围,但我国97刑法立法上犯罪的增设却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犯罪的多样化似应带来刑罚的多样化,但这种"以罪定刑"的思路并未从根源上揭示罪刑关系,故无法解决我国现实问题。深层次分析: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罪刑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当前国情下刑罚应该限制于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而不应扩大到罚金刑;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     

诉讼法律责任论

本文认为,针对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违反诉讼义务的行为而科以诉讼法上的否定性后果,就是诉讼法律责任。它具有不同于实体法律责任司法行政法律责任的鲜明特征。诉讼法律责任的诉控主体包括诉讼参与人和司法机关,确认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承担主体则可能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等。诉讼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是确认诉讼法律责任的根据。在我国目前的现行立法中.有训诫、拘传、没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撤销诉讼行为和裁判的效力,追究司法赔偿责任等严厉程度不同的十三种诉讼法律责任形式。     

海洋油污损害的“补救环境”法律责任探析

"补救环境"是对受损环境的直接救济,污染环境的责任人应当承担"补救环境"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的海洋油污损害法律责任制度尚未明确规定"补救环境"责任的形式,且在责任限制与免除情况下可能导致"补救环境"责任的缺位,亦欠缺"补救环境"责任履行的监督机制。应当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具体规定海洋油污损害责任人的"补救环境"责任形式;推进海洋油污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填补制度以增强"补救环境"的可行性;政府在"补救环境"方面居于"最终"责任主体的地位,应明确政府对"补救环境"法律责任履行过程的监督职责。     

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综合法律解读——对国际法与国内法上责任救济规定的统筹分析

日本将巨量核污水排入海洋的计划可能危及全人类整体利益、相关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从而同时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责任救济的相关规定。保障跨界损害的"国际和国内救济"是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责任条款草案中的原则要求,也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诸多条约的相关内容所确认。统筹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责任救济路径来分析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解读相关法律问题并考量应对方案。从国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自诸多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定,而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并不能证明日本履行了所有国际义务。从国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行为存在触犯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定并面临各国政府和国民进行国内追诉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寻求司法救济,均有其局限性,有必要结合法律、外交和舆情手段做好综合法治战略预案。     

公司经理的法律地位探讨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形式的不断完善,公司制度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些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为经理的越权、经理利用代理人地位逃避法律责任、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不明等问题。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经理的法律地位进行准确的界定已经刻不容缓。目前,学术界部分学者主张以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取代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甚至高呼经理中心主义时代的到来。鉴于此,需要针对现代社会公司治理过程中发生的新问题,通过传统的公司法治理理论进行解决,同时对公司经理应当遵守的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勤勉义务进行探讨,使经理法律地位的相关问题得以明晰。     

哲学视野下的文化和海洋文化

文章批评时下辞书忽略内涵的文化列举性定义,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给出哲学层面上的文化和海洋文化界说,以形而上的目光审视文化和海洋文化。     

生态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浙江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研究

浙江是海洋资源大省、海洋经济大省,精准把握生态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所蕴、创新所向与发展所指,深化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创新是重要的时代课题。文章在解构浙江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战略价值的基础上,分析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渊薮、法制阙域与国际镜鉴,探讨制度结构之弊、跨界统筹之困、资金来源之制、司法保障之失等四大问题,并提出顺应生态治理法治化、多元化、科技化新趋势,以海陆统筹为核心,以政社偕进为要旨,以防治结合为导向,系统创新浙江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南海仲裁案视角下的国际司法:扩张性、局限性及中国参与

南海仲裁案是检视国际司法当代发展和现实效果的一个典型素材。国际司法机构、实践的增加以及国际司法程序的强制适用是国际司法当代扩张的表现,体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由"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转变。但司法依据的不完备、司法机制的西方倾向以及司法过程的政治干预使得国际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尚未全面树立。我国既要认可国际司法相对于传统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势及其背后的制度性权力价值,也要注意到现有国际司法机制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国当前区分参与国际司法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应在渐进思路下,通过参与国际司法的改革进程以及推进"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构建,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能力。     

“战略新疆域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11月28-29日,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太平洋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战略新疆域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省市高校和研究型智库的2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对战略新疆域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2015年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指出,中国"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这些表述反映出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正在经历着深刻改变,围绕这些问题的理论建构尚不完善,安全实践仍然在不断探索中。     

股东瑕疵出资的法律问题探讨

新<公司法>对股东的出资义务用多个条文进行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对其中存在的瑕疵出资的相关法律问题、瑕疵出资的股东资格认定、瑕疵股权转让以及瑕疵股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当代海洋外交论析

海洋外交的产生和运作符合现代外交的一般规律,是当代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目标、主客体、原则等概念内涵方面具有自身的属性,从外延看则不同于海洋国际关系、海权、海洋战略、海洋外事等相关概念.海洋外交的游戏规则随外交的发展演变而不断丰富,并且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海洋外交基本形式.当前,由于海洋战略价值的提升和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海洋外交作为运筹和管理海洋领域国际关系的和平手段,获得更广阔的施为空间,开始承担起一国捍卫和维护海洋权益,进而营造海洋战略主动性的重要功能和使命.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渔业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高度关注,可持续渔业问题和保护海洋脆弱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热点问题。从一系列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文件分析,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发展趋势是:聚焦海洋脆弱生态系统;强调在海洋生物资源管理中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强化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对深海渔业的管理;促进可持续渔业发展。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特点是:强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全球渔业治理中的作用;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实施或执行的标准逐步具体化;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捕捞活动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重点;加强渔业执法合作,提升渔业执法效力;关注水产养殖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提高履约能力,履行船旗国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违法行政不作为若干问题思考

行政不作为从性质上可分为合法行政不作为和违法行政不作为。违法行政不作为的行政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性质上界定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应分清违法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关系,明确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不应诉”问题

争端当事国在国际诉讼中采取"不应诉"策略并非"离经叛道"之举,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国际法院化解"不应诉"危机的经验表明,争端当事国并无应诉的法律义务,且并不必然导致不利判决。国际法院仍应恪守当事方程序平等原则,在确定存在管辖权的前提下,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中国和俄罗斯近期选择不应诉"南海仲裁案"和"北极日出号案"的事例表明,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与例外规定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不应诉"现象。在"不应诉"的尴尬情境下,国际仲裁庭的正当性、独立性、公正性和实效性面临考验。为避免"不应诉"危机的加深,国际仲裁庭宜采取"司法自限"这一路径,在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和实体问题方面作出更为谨慎的裁决。     

论海权的行政法保护

西方海权的本质是"海洋霸权",我国奉行"和平崛起"的海权观,中国海权是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和制海权的统一。从世界范围看,海权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军事保护、司法保护到行政保护的变迁。我国完善海上执法与海权保护的对策建议包括:通过传播"新型海洋安全观"直接落实和平崛起的海洋战略;通过常态化海上执法直接保护海权;通过海上执法联合形塑整体合力;通过立法实现我国海上执法的法治化;通过两岸海上执法合作维护海权;通过涉外执法强化海上执法的国际影响等。     

核废水岂能一倒了之？

正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的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引起国际社会极大震动,甚至被网友称为"哥斯拉养成记"。绿色和平组织核专家指出,日核废水所含碳14在数千年内都存在危险,并可能造成基因损害。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该决定"极不负责任",敦促日方"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在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启动排海"。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对,是因为日本的这一决定,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一国一地,而是会波及全世界和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