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

当前,中国已经分别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居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前列,同时它们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体现,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类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形成的历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政治特点、安全特点和经济特点,这其中的若干特点也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形成条件。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合理有序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水平将提升到较高层级,其合作内涵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着眼实现五大战略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化发展瓶颈的破解与超越

传统的全球化发展逻辑在当今时代遇到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叠加的发展困境,其症结根源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积累的一系列矛盾与弊端。人类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就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当今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专门命题提出创造了必要的现实条件,构成了破解全球化发展瓶颈、超越全球化发展逻辑的更优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共处与改变国强必霸逻辑这五大价值诉求,围绕思维方式、目标内容和行动策略这三重实践逻辑为破解全球分裂与人类命运分化问题指明了现实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

2019年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主席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这一理念对内可以视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发展,对外则可视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的重大发展。由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时间尚短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认知和行动的探讨与筹划刚刚开始,尚未形成体系。因此本文尝试说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个知行合一的体系,是政策概念体系和战略实践体系的并举合一,这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体性,在行动上应相互促进,在目标上追求高标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要防止知行“两张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审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破解人类发展时代难题作出的前瞻性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和升华了中国外交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体现了中国的文明范式,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平等、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缔造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形态,深化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对凝聚全球正义的伦理共识、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及中国应对之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亦是美国学术界观察和评析中国外交关注的核心概念。美国学者从2013年开始发表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著述,认为该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其提出与中国实力增长密切相关,反映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诉求,其实践包括开展周边外交、打造经济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美国学者主要采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安全共同体三种理论视角来解读该理念,并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中国应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美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利用二轨和非官方机制来深化与美国的沟通,有针对性地化解美国学者的误解和偏见,探寻中美合作新路径。     

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

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     

百年变局下中国的全球化海洋战略思考

正"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进海洋发展战略,加快中国走向深海、远海的步伐,获得更多制度性权利,是维护中国海外合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性的哲学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应对世界问题的理论构想。理论构想只有具备现实基础,才能不断掌握群众,转化为现实。本文从哲学三大元理论存在论、意识论和价值论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人类水平上的"类存在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基础。"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结果正逐步成为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方法符合思维变革趋势。在价值论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了共同价值理念,坚持尊重融合共同建构的价值实现方式。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回应,也是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回应。论文进而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阶段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最后初步设想了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依据不同范围的复杂性,采取不同的秩序目标和合作形式,不急于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而是着眼于建设具有高水平互信和相互认同的国家间共同体。     

文明论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逐渐深入人心。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体”。只有立足人类文明形态转换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阔视域，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时代内涵、人性根基、价值旨趣，进而充分彰显其文明价值与世界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的历史处境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内涵；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性根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创新发展理念的认知飞跃和国家目标模式研究

创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扬,它的形成在认知上实现了发展观的质的飞跃,将"创新发展"从一条路径、一种战略升华为一种范式,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动力论、道路论、阶段论、方法论四个维度分析了创新发展理念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并探索了创新发展理念的四种国家目标模式:以理论创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阐明"中国之路",打破西方政治话语垄断;以科技创新占据关键领域技术制高点,续造"中国奇迹",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以制度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中国立场",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以文化创新提升中华传统文化认同度,宣介"中国方案",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学致思理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代表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发起的伟大倡议。它是以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切作为理论思考的起点,主张以人民为主体,依靠人的力量来共同构建包容和谐的未来大同世界,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以及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诉求。这一伟大理念从人出发、依靠人、为了人的逻辑演绎,彰显出深刻的人学致思理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奉行的崭新价值理念。     

“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需的巨大缺口及"私物化"倾向日益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欧美各国自顾不暇并逐渐减少公共产品供给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日益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一带一路"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者。我们可以把服务于"一带一路"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时代崇高而值得追求的战略目标,那么提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就是在新时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其重要的步骤。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共产品。     

从坚持胸怀天下历史经验看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和中国发展大历史结合的产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带一路”践行的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战胜西方的霸权逻辑，推进大国协调合作，进一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途径，继续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示范作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胸怀天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彰显，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伟大创举。     

论城市命运共同体哲学意蕴的三重向度

城市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命题,二者同根同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探讨,启发了城市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文章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生产、人与社会三组关系模型,勾勒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自然、生产和社会三重向度。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明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延续关系的同时,昭示着城市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趋势,启发了城市研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出场方式的可能性。     

百年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共产党外交

世界秩序是一种历史结构,它制约着国家,特别是弱国的内政外交。百年间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突破一个个结构束缚,使得中国"沧桑巨变",逐步地实现其各阶段任务,这在百年来弱国的成长史中是罕见的。中国共产党百年间利用了世界革命带来的机遇,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利用了冷战条件下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与对立,确保了新中国的安全与主权;通过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战略隐忍,实现了经济腾飞;目前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在服务于中国梦实现的同时,促进着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人类进步事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功,其经验在于:第一,服务的目标正确;其二,制度内在优势弥补了物质实力的不足;其三,富有政治智慧的对外战略。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新时代”形成脉络探析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指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它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世界强国的时代,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也是世界现代化新格局基本形成时代和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开创时代。"新时代"缘起于21世纪初中国模式的形成,发端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明晰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中国突出表现,基本确定于2012年中国梦的提出,强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

正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已经全面展开,两国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难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本质的必然结果。习近平主席近年来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来应该成为中美继续保持建设性合作以及冲突管控的思想基础,但美国仍然执迷不悟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华盛顿的战略和政治精英今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正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中,关键的变量并非只是中美的互动方式,"第三方"因素,即对中美未来的发展进程能够起到战略性平衡作用的国家或者国家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反应与应对的策略和战略选择,将同样对中美竞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将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是一个具有重大紧迫政策性和学术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