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西方学界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有效性评估、机制互动理论以及"机制复合体"松散治理架构的探讨,欧美学者为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理论注入活力,为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梳理和论述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诸多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思路的演变,探讨当代环境治理机制的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初解

索恩-雷特尔确认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披露了先天性观念对经验的预先构架和"向自然立法"的塑形机制,但是他没有透视到所有观念上的先天性预先塑形都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现实结果,观念的抽象塑形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先验的社会塑形是先验的观念塑形的基础。康德的先天综合构架真正现实基础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生成的社会综合,商品生产中由货币的中介功能所生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具有思想认识功能,或者说,这种客观的抽象和组织就是康德发现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神秘先验统摄机制。     

论信用研究的逻辑思路

从经济关系与伦理关系的统一中认识信用关系是信用研究的逻辑起点,从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上把握信用生成基础以及从原有观念作用机制与现实社会变化发展实践的尖锐冲突中分析信用缺失根源是信用研究的基本逻辑行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制度和环境要求中思考信用重建是信用研究的逻辑终点.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折中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借鉴的是作为发达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其主要的基本假定包括经济人假定、稀缺性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其主要的理论工具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利益和制度等。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前也已经出现了建构主义的转向。本文认为,对于国际关系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政治学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本文试图在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之间寻求一种折中,从而寻求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笔者承认,国际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主要是基于各个国家对于本国物质利益和观念两个方面的共同考虑。作为单一理性人的国家,在考虑建立和发展国际制度的时候,自然考虑了物质层面的因素;但当集体行动的逻辑不断加强的时候,国际制度就可能瓦解;但与此同时,观念也在国际制度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将其分为共有/私有观念、积极/消极观念转型等四种。它们的排列组合也有四种形式,每种组合对于国际制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当(I)共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建立、发展和巩固;当(II)私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瓦解和去功能化;当(III)共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能够建立和发展,但发展缓慢;当(IV)私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无法正常运作,甚至可能瓦解。本文试图从两个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新中国对于国际制度的态度演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入手,对本文论点进行相应的论证。     

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相对获益与制度合作

本文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国家间合作过程中的相对获益因素与制度因素 ,并进一步剖析了相对获益影响国家间合作的三个方面 :不均衡的国际分配、信息交流的缺乏以及国际社会里各行为体间共有观念等的不同。文章还重点论述了国际制度在促进国家间合作、惩罚背叛者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就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将如何进行合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东亚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分析

在当前日益严峻的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下,充分发挥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对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库（ASEAN Plus Three Emergency Rice Reserve,APTERR）是东亚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核心制度架构。文章在厘定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概念、评估标准和分析问题结构、权势对比、机制属性和国内环境四维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聚焦APTERR机制探讨认为：机制虽具备一定效用,但以行为改变和问题解决的标准评估,APTERR在及时有效应对危机、扶贫减贫及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仍有效性不足。主导力不足和低制度化水平是导致APTERR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原因变量,大米政治化属性与行为体利益诉求差异、保守政策取向及履约能力不足是影响APTERR有效性发挥程度的干涉性变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中国应该也有实力为增强APTERR机制有效性发挥更关键的价值引领和公共产品供给作用。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步入21世纪之际的思考

在新世纪里 ,全球国际体系之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将两相并存 ,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将新旧相兼 ,国内社会政治形态和国家政策观念的趋同以及国际关系日常首要问题的转换这两大趋势则虽将发展但仍有限。同样在新世纪里 ,世界欠发达国家将面对非常艰巨的五大任务 ,而国际权势结构中既会留存局部的单极或霸权状况 ,也会存在势将越来越有力的全球多极化趋势 ,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将是非西方世界强国的兴起 ,它将带来世界经济中主要权势关系模式历史性创新的需要。中国在现存国际环境中应以既有防范和斗争、更有协调和顺应的基本态势 ,争取在新世纪里成为世界强国。     

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封贡体系：-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美国国际海运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启示

国际海运关系是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海运实力、权力基础、制度安排是探究海运与国际关系有机互动的三个重要维度。战后初期,凭借结构性权力优势以及强大的海运实力,美国确立了国际海运领域的主导地位。其中,方便旗模式是美国主导国际海运的实施路径,集装箱革命是美国主导国际海运的技术支撑,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建立则是美国主导国际海运的制度安排。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深化,海运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探究美国国际海运主导地位的建立轨迹及其变迁,对于理解国际海运秩序的演进以及海运强国的生成,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价格改革与治理、整顿

价格机制的运行与经济环境、经济秩序间有着内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因此,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价格改革绝非两件可以孤立对待的事情。必须在治理整顿中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并适时地推进价格改革,又要通过切合实际的、稳妥的价格改革,使经济环境和秩序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与整顿。 一、价格机制发挥功能的条件 在商品经济中,价格系统是存在于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人造子系统。为实现利用价格系统配置资源的目的,需要价格系统与环境系统进行有效的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以下简称交换)。环境系统为价格系统提供关于整个社会生产、交…     

从国际社会团结看逆全球化产生及应对——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

随着逆全球化不断蔓延,探讨逆全球化产生的因果机制,成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这一时空范畴,尝试从行动者"认知—行动"角度,对逆全球化发生的过程展开动态分析。国际社会团结是全球化作用下,国家幸福追求与幸福实践的统一,存在互利与自利两种路径。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益受损之下,对于全球化存在"推动"或"阻挠"的选择难题,为了转移本国矛盾、获取选民支持,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利路径,由此导致逆全球化的出现。逆全球化集中表现为重利、轻义、玩弄规则。国际社会团结的未来走向将不会改变,面对冲击既要维护并完善现有机制,强化国际社会团结,同时也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安排。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种非常态国家治理模式——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运作机制及其完善路径

疫情防控指挥部是非常态国家治理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种治理模式。从组织制度视角来看,它是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并由制度环境、利益回报与政治运作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合法性、临时性、协作性、效率性、集权性等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诱使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其立规与定位、构成与形式、动员与执行以及责任与监督的运作过程中集中建构"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以党的组织权威甚至个人权威来提高科层制的运作效率,非常态国家治理中的法律与政治行为借助科层制得以落实。尽管指挥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成效显著,但仍需在制度供给、资源整合、组织协调、决策执行、信息处理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对几种理论"常识"的置疑——关于汉语诗性心理生成机制的描述(上)

汉语诗性并不只是从大量汉语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汉语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相互适合"的必然产物,有其现实的心理生成机制,是中国人的语言-思维活动的一种鲜活特性.但是,在学理层面上对这种心理生成机制进行描述往往会遭遇来自一些理论"常识"的干扰和否定.本文拟从语言的存在方式及与左右脑思维的关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语言与原始文化的关系等三个方面,通过对相关理论"常识"的置疑与辨析,破"旧"立"新",对汉语诗性的心理生成机制作出一定的描述.     

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国内—国际互动的解释

近期,英国"脱欧"以及美国退出或威胁退出一系列国际制度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家退出行为的关注。这种"退群"行为会对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有关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系统性研究仍然较少。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国内—国际互动过程。当国家在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出现收益损耗时,国家通常会面临退出、呼吁改革和沉默三种基本选项。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分配、国内利益和偏好及国际制度的约束力等国内国际因素,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推动国家退出偏好的形成。国家退出的偏好最终转化为退出的决策,也受到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框架的共同束缚。国家与国际制度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判断国家退出行为成本收益的重要指标,国内决策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则是国家退出能否在国内获得批准的重要因素。     

试论霸权支点结构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关乎国家权势的问题,也是关乎国家外交战略的问题。如何在现有的霸权体系中拓展外交资源,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霸权支点结构"是霸权实行对整个体系控制的重要凭借。通过对此结构的分析,作者认为,尽管我国永不称霸,但从支点结构出发,可以增强中国外交的广度与深度,有效减缓美国霸权的敌对态势。     

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制度政府"论析

在制度建设中,政府在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职能定位的实质是制度政府:制度政府有能力适时并高效地制定和推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具有理性权威、规范运作、广泛认同三个特征.制度政府.一要处理好安排制度的"破"与"立"的结合问题;二要发挥好制度治理与制度激励的职能;三要培育制度整合社会力量的机制,解决好自身在市场化制度重构中有效运作的前提、核心和基础问题.     

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

国家间信任是关乎合作与冲突的重要议题,对不确定的国际体系而言尤为重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笔者归纳出国家间信任分析的三种主路径,它们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博弈论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信任关系对成本支出的改变,进而影响合作建立与维持;合法化机制一方面从强式制度主义出发解释制度结构对信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从弱势规范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与规范、身份的关系,它认为国家选择信任除了利益动机之外还有被社会承认的合法化需要;网络分析则关注社会关系如何孕育信任,"嵌入性"视角试图在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梳理、评介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促进国际信任研究的发展。     

当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价值及培育

法治在当代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但中西方法治观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视野中的差异直接导致中西法治践行的分殊。法治观念之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它既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本土根基,也是一种黏合剂,同时还将起到一种催化的作用。重视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与现实不断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