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治理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现状、困境与变革

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多样化和治理方式多维化推动着南海海洋治理架构向多层治理模式演进。但多层治理权力的竞争加剧、多层治理机制的分布失衡以及多层治理目标的分歧扩大凸显了多元行为体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进而对南海海洋治理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协调多元行为体在南海海洋治理实践中的利益关系,需要以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方式、区域海洋治理的立法模式以及南海海洋治理的实践特点为参照,推进南海海洋多层治理架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法律框架完善和议程设置优化,从而解决多元行为体参与南海海洋治理意愿不足、规制缺失和行动不足的难题,共同维护和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随着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西方视角下: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双向需求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之间都出于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中。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新近态势、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

海洋塑料垃圾已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中新兴而紧迫的重大议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当前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既呈现出主体多元并存、规制趋于整合、目标立场各异、客体复杂严峻的态势,也在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等方面面临着单边主义抬头、反对力量掣肘、科技水平不足、资金缺口增大等现实挑战。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一员,中国应努力维护并引领国际多边合作、增强科技和资金保障能力、统筹推进多领域治理进程、扩展非政府组织参与渠道,以推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取得更大实效。     

海洋公共危机:内涵拓展与政府应对

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海洋的作用,各国也纷纷将眼光从陆地转向海洋,拉开了争夺海洋权益和资源的序幕。伴随而来的则是海洋公共危机频发的现状,海洋公共危机研究迫在眉睫。本文在对海洋公共危机的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性思考,认为目前要加强对于新型海洋公共危机的研究和管理,这一过程需要以预防为主,并在国内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机构和长效独立的协调机制,同时联合国际社会进行共同应对。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是导致城市管理效能低下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解读城市管理的内涵,以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案例,探索以数字化人口管理监督平台为载体,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在城市管理的实践之中。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失灵：表现、成因及应对

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物种保护策略,但现阶段的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并未促成保护目标的可持续实现,甚至引发了新的负外部性问题。欧美主导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固然为全球物种保护规则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其底色仍是殖民逻辑。这一策略通过推动狭隘保护议程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实现对发展中物种分布国自然资源管理权的干预。这一策略不仅异化了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保护理念,还混淆了物种濒危的真实因果关系,并导致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适用。矫正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需要践行物种分布国及其人民是本土物种最佳保护者的宗旨,并坚持多元化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全球海洋污染现状严峻,单边、双边或区域性海洋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以及全球治理的宏观形势需求等决定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基于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设计关键要素时需充分考虑体系内各主体的话语权诉求、利益分配诉求以及观念诉求,并确立相应的评估体系。中国在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把握话语主导权,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印记,以期促进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的中国海洋能源国际合作探析

进入21世纪,在海洋领域人类面临双重重大变革,一是全面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加速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及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全面发展海洋经济,深入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全球海洋治理。海洋能源不仅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还是连结全球能源转型与海洋治理的重要纽带。浩瀚的海洋蕴藏着巨量的能源资源,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以海洋能为代表的海洋可再生能源逐步得到开发利用,正朝着大规模和商业化方向迈进。国际社会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已基本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建设海洋强国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框架下,中国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海洋能源技术强国,同时需要通过建立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海上能源丝绸之路和构建蓝色能源伙伴关系三根支柱推进海洋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此保障能源安全、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海洋治理。     

供给侧视角下黑龙江冰雪旅游发展的困境、成因与对策

当前,国内旅游业态重入繁荣期。新疆、河北、北京、吉林等地冰雪旅游发展势头强劲,与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缓慢的现实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黑龙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规划契机下,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应直面发展制约、突破产业瓶颈,从谋规划、抓落实、促融合、多借鉴的政府层面打通投资引进通路和营造流畅经营路径;在结合自然资源和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孕养产品特色,以稀缺性旅游产品促进市场私域形成;在重视游客体验、提升服务质量中促成旅游口碑深入人心、品牌价值不断扩大的旅游业态良性循环,从而在将“冷资源”变成“热经济”的实践带动中促使黑龙江省冰雪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海洋公共外交

建设海洋强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公共外交提供助力。中国海洋公共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阐释中国海洋战略、讲好海洋合作故事、扩大蓝色朋友圈、传播传统海洋文化、提升蓝色软实力为使命。中国的政府部门、沿海城市、中央企业、主流媒体以及智库机构普遍具有政治可靠性高、易于统筹协调的特点,因此可重点发挥其优势,形成五位一体的海洋公共外交主体布局,协力讲好海洋领域的中国故事。     

公共治理理论视角下和谐政府的构建

公共治理理论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20世纪末,该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本文以公共治理理论视角,分析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和谐政府的内涵,提出了构建以契约型、分权制、法制化和责任制为特征的和谐政府的具体思路。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供给现状入手,结合治理困境和挑战,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分析蓝色伙伴关系及相关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来自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用海强度增加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严峻挑战,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匹配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面对复杂的治理问题和碎片化的治理行动,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成为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层级联动的,政府、非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是补充、联合和加强政府主体责任和政府间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的特点,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与全球发展纲领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契合。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在海洋这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联合行动的重要途径。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备多层级的体系和治理架构,但随着主权国家治理需求的转向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殊性,治理行动明显呈现出区域化倾向。海洋环境治理的区域化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去全球化状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不利于基于整体性理论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整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多层次利益诉求,通过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区域统一的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既具有主权的无归属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利用的规范性特征,也在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正面临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治理供给的赤字化和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挑战。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治理收益的共享原则。中国可以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主动宣扬和践行中国话语三方面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