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绿色治理”的生态检思

"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首先在于它所拥有的对于广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世界性重要影响。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体现了如下三重意义上的全球性绿色理论话语议题的重大丰富、拓展与创新：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性质的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导与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使当今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影响：推进以联合国平台为中枢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推动构建基于国际新秩序理念与目标的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无论是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理念、制度与政策架构还是主体构成来说,它所彰显的是,当代中国正在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和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探路者,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一个未来可期的世界领导者。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新时代“中国减贫方案”:基本经验、世界意义与国际化路径

减少贫困是世界难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发展都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指引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减贫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新时代"中国减贫方案"所蕴含的基本经验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推动了全球贫困治理体系变革、体现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加强"中国减贫方案"的国际交流合作是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既具有主权的无归属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利用的规范性特征,也在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正面临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治理供给的赤字化和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挑战。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治理收益的共享原则。中国可以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主动宣扬和践行"中国话语"三方面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及路径

理念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顶层设计。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下,以理念为切入点解构全球海洋治理诸多困境,是寻求破解全球性海洋危机的必由路径。共同体理念因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和全人类价值共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聚合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以《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筑开放包容的国际海洋秩序,践行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环境治理路径,助力以蓝色伙伴关系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壁垒。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世界海洋格局变化,将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巴黎协定》、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的京都模式以效果不彰为突出特点。在京都模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多边气候谈判的阵营开始分化重组,各方的规范认知开始逐渐变化,多边框架外气候治理机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15年的全球气候谈判最终取得《巴黎协定》这一重大成果,打破了自本世纪初年以来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困境。《巴黎协定》形成了减排义务和分配原则的制度化新共识,从而使多边气候制度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从南北二分转变为在责任共担的精神下自愿减排。与此同时,《巴黎协定》赋予了多边框架外气候治理机制合法性,为全球经济的低碳转型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并将激起大国围绕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规则等议题的新一轮博弈。为了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中国应同时在"适应"和"塑造"两方面积极努力,既加快自身改革,又要积极参与《巴黎协定》后的气候治理进程。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各类治理机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规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就其未来发展来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治理机制走向完善。本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2020新议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化转型与国际合作治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2020新议题。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全球供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临时性贸易限制措施加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复苏也受制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经济贸易相互依存,但其脆弱性也逐渐显现。各国调整全球化利益目标将推动全球化结构性转型,全球价值链将从快速扩张走向稳健布局和产业风险可控。一国的全球竞争优势也逐渐从全球化初期基于产品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优势。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亟需国际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研究

当前北极治理态势正面临着"域内自理"与"国际协同"的矛盾,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使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等意识到保障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而各国发布的北极政策战略又在表达不同的北极利益诉求。本文以北极治理机制和部分国家北极政策战略内容分析为切入点,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可能面临的困境进行深描和研判,剖析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局限性与功能不足。以此为依据,从指导理念转变、多主体网络打造、国际治理标准制定、北极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和科研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的相关动议。以期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引导各国搁置争议,增强互信,强化国际合作,构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平台,推动北极治理工作行稳致远。     

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与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思想,提出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新路径。在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路径的指导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打造新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创新,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确定性常态化趋势下的确定性社会治理——基于共同体理念与合力论视角的疫情防控思考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因各类风险累积交织和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以及人为因素影响而日益常态化,我们已经生活在贝克所说的文明的火山上。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重大传染病日益成为事关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甚至可能次生为事关全球安全、发展和稳定的重大公共灾难。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为中心理念,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国人民的强大合力,在疫情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彰显了卓越的"中国之治"。同时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享抗疫经验和驰援海外疫情防控,充分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让多难的人类看到了前行的曙光。疫情在海外的加速爆发表明,新冠肺炎不仅是"天灾",更是防控不力的"人祸"和全球治理赤字。全面审视和深度反思全球疫情防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合力论将是人类应对全球风险挑战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全新理念和行动指引。     

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民间智库向全球进军,身段更灵活

正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全球化智库"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和坚持。它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进入了权威性机构认证的"全球顶级智库百强"。为中国民间智库走向世界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径。在中国民间智库加速奔跑的进程中,全球化智库(CCG)是敏锐的先行者,也是柔韧的坚守者,在全球重大议题上,始终致力于发出来自中国的独特声音。     

习近平关于辩证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回顾与论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辩证法"与"辨证思维",学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辩证思维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提出背景、思想蕴涵、理论特色、现实应用等方面。当前的研究呈现出现实性、继承性、发展性、系统性、前瞻性等特点。通过文献梳理,指出下一步的研究应首先凸显学理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继承创新发展维度,着重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辩证思维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现实意义、问题导向以及新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应用等问题的探讨。突出问题导向意识,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位一体"战略布局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实践问题加以研究,真正凸显辨证思维的现实力量。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介绍了"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几次重大变化,探讨了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巨大挑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所需满足的几个前提条件,并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计划;加强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     

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目前北极治理呈现"门罗主义"特征,即北极圈国家在主导北极治理的过程中推崇"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的理念,并通过制度安排将"门罗主义"理念确立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北极气候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北极治理全球性需求与"门罗主义"主导北极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始于2016年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作为北极科学领域的新机制,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与科学团体等相关行为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促进北极事务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具有超越北极治理中的"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中国应通过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学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适时助力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由北极科学事务的推动者转变为决策者,消解"门罗主义"北极治理对北极圈以外国家的边缘化和制度性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