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

中国公共外交处于起步阶段,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民间交往,促进双边关系的解冻,可视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效方式。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局面,日本民众对中国看法处于恶化状态,这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最为棘手的挑战。应开展更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秉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奉行全局性战略;秉持战略耐心;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秉持客观立场,做好解释和宣传;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积极开辟战略对话渠道等。     

公共外交的模式新探——基于动机、手段和效果的划分标准

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有效补充,是一国全方位外交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理层面上,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划分标准展开对公共外交模式的探讨:依据动机标准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依据手段标准分为外推型和内引型,依据效果标准分为建设性和破坏性,由此构成了对公共外交行为流程的整体考察。无论是何种公共外交模式,其目标都是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为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实现更好更快的和平发展,中国亟需提升灵活运用多种公共外交模式的能力,创设出一套多种模式协调统一的"巧公共外交"系统。     

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

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有:行为主体的多元性、行为对象的渐增性、目标的政治性、手段的多样性。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即日本公共外交以政府主导并由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地方外事等主体构成的特点。行为对象的渐增性,即日本公共外交的对象最初集中于美国和东南亚,后来逐步向中国及其他国家扩展。目标的政治性,即日本公共外交的目的从改变军事国家形象和为经济铺路开道的实用特点,转变为实现政治大国服务。手段的多样性,即日本公共外交在经贸、文化、教育以及观光等不同领域采用各种手段。     

日本"观光立国"战略的新发展

自2003年观光立国战略提出以来,访日外国游客数量增长迅速,这得益于 VJC 的积极开展,日本国内观光环境的改善以及日本国民意识的提高。为实现观光立国战略所确立的到2010年接待访日外国旅客1000万人次的目标,日本政府在完善旅游接待体制、培养专业旅游人才、充实文化观光以及提高国民意识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从长远看,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日本的旅游成本和签证制度依然是制约访日外国游客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1991—2020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     

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探析

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已经持续数十年之久,对日公共外交是指中国政府以日本公众为目标的各种公关活动。以中国实现国家全面发展为背景,深化对日公共外交,对于中日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日公共外交的合理有效实施有助于当前改善两国关系、将来实现两国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并最终破解安全困境。推进对日公共外交,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制约对日公共外交的症结,同时,进一步就深入推进中国对日公共外交进行探索。     

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评析

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台湾当局"外交"博弈的需要,中国亟须获得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华侨华人外交、援助外交等公共外交项目的开展,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本文认为,由于大国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仍显不足,应秉承"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理念,继续拓展外交空间。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两国的美国传教士作用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美国赴华与赴日传教士团体的比较研究,认为赴华美国传教士及其子弟在中国和美国本土两线都积极而成功地影响了美国的东亚政策,从而密切了当时的中美关系并推动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相对于此,赴日美国传教士所发挥的作用是微妙和复杂的.同时,本文还通过对传教士历史功能分析模式的再探讨,揭示了传教士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扮演的"外交"、"宣传"角色背后的深层蕴含.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日本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地区分布实证分析

本文以定量分析的方式,研究了日本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地区分布的决定因素,发现日本驻华总领事馆的布局、日本对东北的历史情结等是最强的解释性变量.对华利民工程援助可以说是由日本驻华基层外交官员决策的国家慈善行为, 日本基层外交官员的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共伺决定了利民工程援助的地区分布.     

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的遣隋(唐)使

遣隋(唐)使无疑是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引人注目的章节.然而作为日本古代对华外交的组成部分,遣隋(唐)使与隋唐前的日本对华外交活动存在不少明显的不同.本文在论述日本古代各次对华外交活动的实质和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对遣隋使及遣唐使与隋唐前日本对华外交进行比较的手法,探究其间的不同,并对这些不同产生的原由作出分析.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战后日本逃避对华赔偿责任的战略逻辑

日本1952年得益于"旧金山媾和"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因为美国的反对却没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战争赔偿问题自然就成了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本文综合利用日、中双方的外交史料和先行文献,对战后日本拒绝对华赔偿的政策过程进行还原。笔者认为,日本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谈判和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继利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实现了不赔偿的政治目的。     

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

近年来,日本实行借助动漫、影视等"软实力",促进与海外的相互理解和友好,输出其价值观和提高国家形象的新型"文化外交"战略,为扩大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而做出了种种努力.日本的"营建日本酷文化,打造日本国家品牌,赢得世界好感"的文化外交理念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在亚洲地区主要是为了缓和侵略战争的历史后遣症,增强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提高日本的国家形象,培养更多的"知日派"和"亲日派".形成区域内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从而实现它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