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溪的治国安邦策略论

李退溪奉行“明哲保身,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实际从政时间很少,且系统论及治世的专门著述不多,正如星湖学派的安鼎福所言:“李子平日论治文字绝少”(《李子粹语·凡例》)。尽管其一生的注意力和侧重点在“修身”,而不在“治国”,但从退溪的著述及言行中,仍可窥见其政治倾向和治世主张。退溪门人金诚一(鹤峰)说:退溪“一以明圣学行王道为本”(《实记》)。阐扬光大朱子学,推行王道政治,倡导“内圣外王”之道,这是退溪治世主张的根本所在。本文拟以此为中心,仅就退溪社会政治学说中的明道论、中道论及民本论三方面,试作论列探讨。     

李退溪的用人之道

儒家重人治。寄托于圣君贤相,推行王道政治,是其理想的政治模式。内圣外王,求贤图治,也是十六世纪朝鲜朱子学大家李退溪的经邦治国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环节。他说:“国之所患,莫大于眩虚誉而误用人。”他在用人方面阐发的思想,有不少精辟之见,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一) 一、君臣一体相辅相成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国之内,国王君临天下,万民臣服。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这种伦理纲常的规范和政治制度的确定,使君主的独断专行,成为天经地义而合理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君主妥善调整好同臣民的关系,首先是君臣关系,便成为至关紧要的问题而为历代思想家所关注。     

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

一五七○年,被誉为“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的理学大师退溪李混走完了他七十年的人生旅程。李混既是位政治家,又是学问家。但他真正参政很少,且政绩寥寥。故终其一生,与其说李滉是治世有方的高官,不如说他是造诣精深的大儒。李滉一生中,在“从仕”与“治学”之间,一直多有矛盾。他不乐仕宦,却不得不多年任职为官;既同朝政有割不断的联系,又     

李退溪的理气观

去年,在汉城举办的第十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李退溪的太极说》的文章。太极说只是李退溪的天道观的一个侧面。我认为,有必要对他的天道观作全面的考察。于是,我又在反复阅读李退溪的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这篇文章。不妥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理”这一范畴是李退溪用以建构自已哲学体系的基石和出发点。无论是他的天遭观还是人道观,都是由“理”推衍出来的。所以全面地剖析“理”的性质和特征,对于把握李退溪的哲学思想的实质,是有重要意义的。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李退溪是理学即新儒学在朝鲜时期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表人物,他对朱熹的性情学说有详细阐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特别是道德情感及其直觉体验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注意到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从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建立了古代人本主义的仁学。这种学说尽管受到家族伦理的历史限制,但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承认。只要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心灵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孟子进一步发展出心、性、情合一的心性学说,把人的心理情感,特别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说成是人性的心理基础,从而赋于情感以更大的意义。人人皆有“四端”之情,扩而充之则能发展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理性,即所谓善。因此,“四端”之情便是人的价值所在。他从“孩提之童”具有爱亲的自然情     

李退溪认识范畴系统论

李滉(1501—1570),号退溪,是十六世纪朝鲜理学大师,毕生穷研性理,集朱子学之大成,将朝鲜理学推向了发展的高峰。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东、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对退溪学的研究有长足进展。1985年8月27日至29日,在日本筑波大学召开了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三十多位学者应邀出席,并分别向会议提出了论文,反映出海峡两岸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宋明理学和退溪学研究的新成果,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本刊这期特辟“退溪学研究”专栏,选登六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和演讲,以飨读者。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政     

朱学的演变和李退溪哲学

十六世纪朝鲜的理学(新儒学)大师李退溪(1501——1570),是朱熹哲学的传播者和拥护者。他一生为传播朱熹思想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从十二世纪末朱熹去世,到十六世纪中后期,约四百年间,朱学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向两个方向进行。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以及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王阳明心学;一是经过黄震、文天祥、刘因、薛瑄等人,转化为罗钦顺气     

李退溪与《朱子书节要》

《朱子书节要》(以下简称《节要》)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师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倾注半生精力编纂而成的一部朱熹理学选集。该书刚一问世,朝鲜学者就把它与朱熹选编的《近思录》等量齐观,同视为“四书之阶梯”。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表明了《节要》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在朝鲜理学史上的地位。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李退溪编纂《节要》的宗旨、原则及其所反映的朱子学内容的探讨,阐述李退溪对朱子学的理解以及在朝鲜     

李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

号称“朝鲜之朱子”的李退溪,是十六世纪上半叶士林隐逸之风的主要代表。他一生安贫乐道恬淡寡欲,深自韬晦不妄交游,退隐山林不乐仕宦。四十三岁以后,竟然七进而七退,其洁身自好难进易退之操守,在当世被誉为“贤者之山林气象”,“士林之廉节高风”。退溪处世的这些特点,与他所处的时代状况、家世以及身世的遭遇,是密切相关的。对此,笔者在《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载《浙江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一、二期合刊号)一文中,已多有述及,勿庸赘言。然而,拙见以为,仅此而止,尚不足以窥见退溪处世之道全豹。还须对其处世的理论基础,作更深层次的开掘。为此,本文擬对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着重加以探讨,以补前篇之不足。退溪决意退仕之后,多年来,通过上国王疏札、复友人书信以及答弟子问难等各种渠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对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现实意义

李退溪是十六世纪朝鲜理学大师,一生以弘扬朱熹学说为已任,对中国的儒学有很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本文深入探讨了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道德伦理观念,指出他的人生哲学主要以推行儒家道德为内容,并能够付诸躬行,其思想带有很多民主性的精华,是我们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对于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阳明心学人格美育实践思想

阳明心学的人格美育实践思想集中体现在＂致良知＂中。本文从朱子和阳明对＂致＂的不同解释揭示出阳明心学良知之＂致＂的美育内涵,从阳明一生的经历和理论体系来看,阳明心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格美育实践思想。     

张横浦的心学思想述论

张横浦的心学思想述论王伟民孔子创立、经由曾子、子思和孟子发扬光大的先秦儒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正心诚意的为己之学（内圣），二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外王）。作为内圣学，它强调做人，要求“直道以行”，切实为己，不枉自己的真性情，成就自己的人格，实现...     

论阳明心学对侯方域思想性格的影响

时至晚明,阳明心学受到了强烈抨击,使其在北方的影响更为减弱。但在侯方域的故乡商丘一带,阳明心学却仍然十分流行。尤其是被称为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在当地影响甚大,由此形成了商丘独特的学风与世风。这对侯方域的思想性格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具体表现在狂狷侠义、勇毅果敢、宽容圆融、通脱洒落、易简直截等方面;从消极的一面来看,主要是泰州学派非理性主义影响下的学问空疏、纵情任性、缺乏原则等。因此,阳明心学对侯方域思想性格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王畿心学思想简论

王畿是王学分化、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上承王守仁,下启李贽,利用佛、道的思想资料,对王守仁的学说进行了大胆改造和发挥,在学派林立的王门后学中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他的思想不仅给明末思想界以较大的震动,而且直接激发了日本阳明学的兴     

李退溪“天人合一”观念探析——以《圣学十图》为中心

被称为"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时期著名思想家李退溪,晚年将毕生所学编汇为《圣学十图》一书,在韩国儒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圣学十图》以"观天道而立人道,尽人道而达天道"的逻辑结构揭示了"天人合一"观念"合—分—合"的思维模式,注重天道人道"合一"。为完成个人内在道德修养与人格成圣而达到"天人合一"境界,李退溪从心学意义上强调"敬为心主",探索出一条以"敬"为核心的修养之道,围绕不同事件与时间阐发了"敬"的实践过程。以"敬"为核心的《圣学十图》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与李朝社会需求相结合并随时而化的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创新性发展。     

论李卓吾的心学修己观

<正> 明正德以后,阳明心学风行于世,成为思想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秉承先哲圣教仁本位传统的士大夫倾其心智,汇为心学浪潮。卓吾晚出,独创特解,以狂直之论震动了朝野“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     

佛教唯识思想与儒家心学本体论

一 在佛教史上，唯识思想之传入中国，始于南北朝时期，在此之前，在中国思想史中，没有以“心”或一种精神实体作为世界之本体的观念，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的思想中，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本体论。……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