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视野下的中日“红”色彩文化特征对比研究

中日两国由于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宗教习俗、审美观念等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色彩观。其中红色认识差异最为显著。在中国,红色有祖先崇拜、辟邪、吉祥和女性之红等特征;在日本则有魔力、辟邪、禁忌和女性之红等特征;在红色能辟邪和象征女性方面,中日两国是相同的,其他文化特征则有差异。从中日两国传统红色彩文化意识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红色"依然占据中心地位,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日本,红色的负面文化含义越来越弱,"中国式的红"正在慢慢被日本社会所接受。     

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汉俳

日本俳句促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形成了“汉俳”等诗歌形式.但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诗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最终使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汉俳在情感内涵和表达方式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呈现出不一样的诗坛风景.     

中日集团主义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同为东方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由于地缘、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中日两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集团主义。中国的集团主义主要体现为家族主义,而日本的集团主义则表现为"小集团主义"。战后,中日两国的集团主义都受到了诸多挑战,然而日本的集团主义已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了日本人无形的生活准则。相形之下,中国的集团主义却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中。     

探讨中日平面设计中传统图形元素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中国与日本地理位置一衣带水,但是民族文化却存在极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直接影响两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不同。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更推崇飞动、繁复、宏大的设计,而日本的传统审美意识因禅宗对民族文化的渗透,推崇的是寂静、精致、简约的设计。本文以中日两国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剖析了两国审美意识的区别;并通过平面设计作品中传统图形元素的使用,分析对比两国作品的艺术价值。     

冲突与消融: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日本从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演变是一段生动的历史,它正好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在日本冲突与消融过程中的不同命运。在古代,中日两国作为东方形态的文化,它们之间既有着各自的民族特点,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交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日本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一样。但是,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冲击,日本文化逐渐同传统文化诀别,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让位于近代西方文化了。这是历史使然?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却变异得如此显著,     

从血缘文化看中日语言亲属词汇的差异

中日两国尽管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都具有父权家长制的“宗族”(日本为“同族”)文化传统,但由于各自传统文化中对血缘关系的不同态度,即中国重视血缘的直系与旁系的划分,日本则轻视旁系血缘,导致中日语言亲属词汇体系出现较大差异。     

《三字经》在日本的流播与衍变

<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重要典籍.<三字经>大约于14-15世纪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人的汉学启蒙读物.随着时代以及自身文化的发展,日本人在使用此书的同时,也创编了不少对<三字经>进行改编、注释以及翻译的作品.另外,日本人也模仿<三字经>,创作出不少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新作品.     

中日“七夕”习俗比较——从原始形态、衍生过程到文化内涵

节日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信仰,亦体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七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民俗节日。它描绘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各自的传统信仰、价值取向等文化内涵。本文拟通过对中日两国“七夕”节日习俗的基本形态及其衍生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探讨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传承接受的基本态势。     

演变中的中日出版与教育交流

编辑出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中日两国早就共同形成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符合传播学中视觉接受与听觉接受结合互动、强化传播效果的规律.中日两国出版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于中国的出版文化生发较早,历史上形成的顺序是编辑著作-出版印制-发行销售;日本的出版文化形成的历史顺序是市场交换-刻印出版-编辑著作.中日出版文化与教育,近20年来交流充分,发展很快.编辑、出版、发行,已开始形成交互循环型的现代多元化经营模式.两国出版教育的交流还应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完善结构,协调发展.     

中日家族企业的比较与借鉴

文章通过中日两国家族企业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两国家族企业在企业文化、经营管理方式、产权结构以及学习先进文化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对我国家族企业从"企业家族化"向"家族企业化"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中日科技引进与吸收的比较分析

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历史上 ,在科技引进、对待西方文化等方面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成败效果上差异较大。研究、探讨这一时期的历史 ,应从更深一层的文化视角去看待它。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封建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心理的比较分析 ,揭示了近代中日两国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吸收的不同结果     

关于德日刑法中“构成要件”内涵的解读

自德日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引进我国以来，我国传统的“平面式”的构成要件理论就开始遭到各方刑法学者的批判，更有甚者认为应该直接引进德日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取而代之。但是德日刑法中的“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都不能脱离刑法分则条文，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犯罪类型化的任务，并进一步指导司法实践。所以德日刑法中的“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必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内涵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也没有必要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引进德日的犯罪构成理论来取代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     

中日科技哲学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同处世界的东方,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在科技哲学研究上有许多共同点,但由于国情不同,因而也有不少差异之处。中日两国在科技哲学研究上,如果能互为借鉴,取长补短,那么,各自必有更大的发展。     

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儒学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传入日本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儒学传入日本之后,与日本传统文化如神道、佛教以及武士道等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高峰期。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幕府大力提倡儒学,从而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义学派等各种不同的派别。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甲午战争中的丰岛海战

经过明治维新 ,有了强大海军的日本 ,为了切断中国与朝鲜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 ,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 ,挑起丰岛海战 ,使甲午战争爆发。在丰岛海战中 ,处于劣势的中国舰队 ,进行了英勇抵抗 ,打击了骄横的日本舰队。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中国的旗舰济远号管带方伯谦 ,在作战失利后 ,又放弃了护航任务 ,一味退走 ,致使中方在海战中损失惨重 ,80 0多名船载陆军官兵葬身海底。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李鸿章却畏敌 ,放弃了制海权 ,导致中国在整个甲午战争中的失败。     

论民族传统道德对社会变革方式的影响与未来中国道德建设

印度、日本、中国均为东方国家 ,但各自的社会变革方式却大相径庭 :印度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赢得了民族独立 ;日本的社会巨变 (明治维新、战后非军事化改造等 ) ,则是以自上而下的革新为特征的 ;而中国近代自上而下的改良却统归失败 !仔细分析三国社会变革方式的不同特点 ,仅从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而从文化道德方面的因素分析更能令人信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祖国一劳永逸地结束以暴力冲突为社会变革方式的历史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 ,如要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社会动荡 ,就必须在道德建设上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中的非暴力因素 ,借鉴日本道德建设中的某些成功经验 ,吸纳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守法因素与沟通对话因素 ,从道德角度构筑起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基石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的反日行动

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国难家仇系于一身,反日思想极为浓烈,先后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反日政策,并付诸实施。如摆脱日本羁绊毅然“易帜”;推行“Q型计划”包围满铁;实施反日教育等等。     

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

一直到江户时期汉学始终为日本学术的最高境界。但进入明治时代之后,日本将中国看“成落后”的国家,汉学已不再作为达到“先王之道”的学问,随之汉学渐渐地分成几门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一批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及爱好汉学的作家,虽然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憧憬、向往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用从近代化获得的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而改变它。在这一过程中,秉承西方列强,形成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殖民地提供理论支持的日本式东方学话语。     

中国传统经济与国家干预

本文论证了传统中国在土地政策、税收制度、商业和市场"繁荣"方面的作用,重点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中国传统经济是在国家干预下发展、繁荣起来的。国家机构为维持自身的运转,所形成的各项开支和需求是拉动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但同时也造成下层民众的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成为制约传统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这就要求改变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便使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保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