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阈下贫困户自筹能力构建及其政策意涵

自筹能力是中国学者在阿玛蒂亚·森关于贫困的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有政策操作性的概念。住房保障扶贫是中国政府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基于危房改造政策实践中农户建房普遍存在的CBP模式,将农户住房自筹能力具体划分为自有资产盘活能力、借贷能力、社会资本、工作能力四个方面,分析了四种能力的相互关系,并构建了与之相关的指标体系。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在于:提高农户住房自筹能力,基础是提升农户自有资产的原始积累及工作能力,核心与关键则是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能力,而政府帮扶评估的重心也应当由农户前期资金筹备方面转移到农户借贷能力方面。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梁平县为例

利用在重庆市梁平县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农户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意愿不高,参与程度偏低;而农户家庭需抚养的小孩数、拥有的宅基地数量、农户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支持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农户对参与退地收益的认知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推动农户宅基地退出的3点建议: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农户对政策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自主决策、积极参与;加大对农村宅基地退出配套设施的财政投入,制定合理和公平的补偿标准;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年龄和家庭的特征,由目前单一化的退地补偿方式向多元化转变,以满足不同农户的退地需求。     

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效果评价——基于陕西、宁夏的农户数据

采用2013年7~8月对陕西、宁夏地区农户关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效果评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效果总体较为理想;文化程度、耕地面积、政策了解程度、参与抵押意愿、满足资金需要、实际解决困难、服务满意度是影响农户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效果评价的关键因素。家庭规模、经营类型、家庭年均收入、金融机构的数目、信誉、交通便利程度对农户评价无显著影响。提出扩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覆盖范围、完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执行机制、鼓励农户参与产权抵押融资管理等建议。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闲置宅基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福建省460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农户的闲置宅基地的处置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户对闲置宅基地的处置存在多种意愿,但当前处置意愿仍然较低;从具体的生计资本指标影响分析看,宅基地宗数、户均劳动力水平和宅基地政策认知情况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的处置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出租意愿受到是否有城镇住房因素的影响,农户宅基地转让意愿受到家庭现有耕地面积的影响,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还受到宅基地建筑面积与留村的直系亲属数量、家庭年均收入的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则受到家庭现有耕地面积、是否担任村干部及家庭保障情况等因子的影响。据此提出：尊重农户多元意愿,采取差异性盘活政策;持续推进宅改政策宣传,促进农户转变私权意识;普及农村职业教育,完善农户社保机制。     

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采用2014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融资约束依然存在,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缓解。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与多维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总体社会网络规模、邻里信任、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和多维贫困概率;干部信任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概率,而亲戚交往显著增加了农户融资约束概率。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但存在差异。家庭社会网络总体规模、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两类优质社会资本介入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而亲戚交往联络进一步强化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运用2016年陕西省农村贫困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代际支持、干群互动、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以及精准扶贫项目参与都显著地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并且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很高的预测效果;此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能解释的满意度的方差比例极小。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加强与贫困农民互动、促进贫困家庭的和谐和交流、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及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实等对策建议。     

山西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分解和原因研究

目前对于贫困的研究,已从收入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贫困的脆弱性是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对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很少,对于山西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更是空白。文章运用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方法,对山西农村贫困的脆弱性进行估计和分解,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山西农户贫困的脆弱性为0.3148,即在目前资源分配方式下,农户的效用比消除了不平等和完全规避风险后的情况下降低了31.48%。其中,由于贫困带来的脆弱性为0.1143。在影响农户贫困的脆弱性的因素中,体弱多病者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当年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

基于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现行的划分标准下,受访地区高达27.83%的农户家庭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户主层面,性别为女、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基本特征层面,耕地面积少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家庭生命周期层面,拥有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更大。第三,户主年龄、交通通达度、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拥有在读大学生等5个变量均不是影响农户家庭贫困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早日脱贫的建议。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实施有效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性社会嵌入理论,从农户个体特征、区域环境特征、治理情境特征三方面分别选取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影响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的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黑龙江省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较男性参与意愿更强,农户年龄、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占地面积、处理成本、技术操作难易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意愿,农户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区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府管理和服务供给以及处理模式的垃圾污染减轻程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垃圾清理频率和处理设备占地面积在卫生填埋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农户受教育程度、村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策法规监管、环保教育宣传、垃圾清理频率在焚烧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生物处理模式下农户参与意愿主要受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资金及技术支持、垃圾处理设施建立情况、处理成本、处理模式操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度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同时，将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置于同一框架下，构建影响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者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因此，为实现农户家庭多维度脱贫，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立与运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引导。     

远郊农村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阜阳、亳州两市530户农民问卷调查

通过对阜阳、亳州两市下辖的6县20个村530户农民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合理有偿退出前提下远郊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经济活动类型、家庭年总收入、非农业收入、现住房建造时间、是否已在城镇购房及城镇居住优势等指标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户的年龄和城镇居住劣势则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指出就财政压力和资金时间成本而言现阶段皖北平原大部分农村不适宜大规模推行农村宅基地退出。若要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首先要加强宅基地价值内涵的研究确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适度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扶持吸引有能力农户优先在中小城镇购房定居。     

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对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带来束缚,造成耕地利用率低下、耕地资源错配、农业生产效益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农村耕地经营权流转是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对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共收集了537份问卷,筛选出影响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14个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较高,农户家庭主体特征、地区耕地特征、地区政策经济特征三大类别的因素,对农户耕地经营权流转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村耕地经营权流转工作对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科学化有着重要作用,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户认知水平,建立起规范化的市场机制,强化政策扶持力度,提升农户参与耕地经营权流转的积极性,推动耕地经营权流转工作。     

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四川种植业农户的调查与实证

采用四川省11个县（市）297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对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兼业化程度、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政府支持政策、农户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和道路交通状况是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政府支持政策和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则是最显著的两个影响因素。提出了加大农业标准化的宣传、推广、培训和科技配套服务力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拓展标准化农产品销路,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