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大轰炸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给重庆城市和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和伤痛,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空前的毁坏,必要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无法正常推进,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大轰炸影响下的城市建设及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形态,无疑会对以后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产生历史影响。     

抗战时期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反应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新闻媒体<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以大量通讯、特写、评论和时评,报道和揭露日军轰炸重庆的残暴罪行,讴歌中国空地部队对日军轰炸的英勇抗击,激励人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对国民党政府在群众组织发动和防空设施管理方面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对于推动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重庆大轰炸

由于重庆战时战略地位的提高,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调整,重庆成为日本侵略者主要的轰炸目标。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的残酷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典范,具有深远的资源价值。     

101作战计划与重庆大轰炸

101作战计划是日本侵略者在1940年制订的,企图使重庆政权屈服的战略大航空作战计划。在101作战中,日本飞机采取了全方位、无差别、连续的地毯式的轰炸战术,对重庆市区反复进行轰炸,给重庆市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其残酷、野蛮、猛烈程度堪称历次战略轰炸之最。本文利用中日文资料,对“101作战”计划的提出、内容、实施、特点和给重庆人民造成的灾难进行了较为详实的介绍,并进行了评价。     

重庆大轰炸与国际法

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对发动侵华战争犯有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等罪行.日本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对中国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还违反了二战前后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及其受害者个人负有国际赔偿责任.     

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人口流动频繁,人口变迁迅速.日军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的大轰炸,对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的人口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加剧了人口进一步流动;使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恶化了生活、生存、居住条件;促使人们改变婚配观念;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     

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

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集中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轰炸.其中,1939-1941年是重庆遭遇大轰炸最为惨烈的时期.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宋美龄在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抚慰灾民,并以对外广播、演讲以及战时书写等方式谴责日军暴行,苦劝盟友慷慨相助,为推动重庆国民政府获得广泛的国际同情与各方援助做出了贡献.     

重庆大轰炸在红岩精神形成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战时期在重庆培育的红岩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时期对重庆的大轰炸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庆大轰炸从反面教育了重庆人民,成为红岩精神产生的催化剂;重庆大轰炸极大地激发了重庆人民的革命精神,为红岩精神的产生增强了精神力量;重庆大轰炸使全体重庆人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为红岩精神的产生拓展了精神氛围和群众基础;“红岩精神”的得名,也与重庆大轰炸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红岩精神是南方局培育出来的,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用炸弹炸出来的。     

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

上个世纪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其政府对中国国家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日本在此次行动中还违反了二战前即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因此,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国家、特别是受害者个人负有国家赔偿责任.     

论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是人类历史上利用现代科技进行非人道屠杀的暴行事件,对当时的重庆市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心理影响.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惊慌和精神紧张,另一方面又激发了民族复仇的心理和抗战到底的精神.对于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而言,不仅轰炸造成的心理创伤至今无法愈合,日本政府对重庆大轰炸和侵华历史的漠视又在不断地折磨着他们.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动及影响

抗战时期，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冲击了战前以川人为主的重庆社会，引起了家庭结构、性别比例、职业构成、社会地位等一系列变化；而战时重庆自身地位与实力的改变，又相应地对人口素质、就业机会等提出一定的要求。但由于重庆战时发展的特殊性，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成为制约重庆进一步发展的隐患。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论抗战时期云南的社会教育

肇始于民国初年的社会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就抗战时期的基地云南而言,社会教育蔚然兴盛有其原因,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以扫除文盲、宣传抗战救国为目标,使社会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传播,提高了云南民众的整体素质,改良了社会风气,增强了人们的爱国意识,为抗战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陪都滑竿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量人口内迁陪都重庆,对交通工具的需求和发展提出了巨大考验,一种极具山城特色的民间交通工具滑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风靡一时。分析研究滑竿盛行陪都的原因,对陪都人民抗战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在民间文化和旅居重庆艺术家作品里留存,滑竿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抗战时期人口迁移与重庆城市化进程

重庆设市以后,虽市政建设和城市经济均有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抗战前的重庆,城镇化水平较低,而且城市发展水平不高。抗战全面爆发后大规模的人口内迁,陪都重庆也成为了内迁人口首选的聚集地和落脚点,给重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发展提供了契机。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促进了重庆的城市规模扩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功能发展和卫星市镇兴起。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成为了世界驰名的大都会。     

重庆不同经济区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及社会驱动力研究

1990年以来,重庆市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引起了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格局的相应变化。通过以重庆市万州区、北碚区、酉阳县为研究样点,剖析了其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和景观结构的变化情况。然后运用回归分析和灰色动态预测GM(1,1)模型分析了样点主要地类变化的驱动力,并进行了预测。最后提出了使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向有利方向变化的措施。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外引内联述论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实现腾飞的关键是国民政府抓住了沿海工业内迁、陪都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招商引资、加强"外引""内联",从而使重庆工业进入了一个超常发展的"黄金时代"."外引"不仅解决了重庆地区工业建设所需资金与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奠定了重庆工业发展的基本骨架,形成了高起点的工业发展基础;"内联"则既充分发挥了"外引"工业的骨干和带头作用,又充分扩大了重庆工业生产能力,还充分发挥了对周边地区的积聚和辐射作用."外引"与"内联",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重庆工业的大发展.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