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宋代是中国法律文明发展史上成就辉煌的时代,这一成就突出表现为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立法技术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注意编录散敕,为修立法典提供资料准备、修律中分门别类编纂,追求文字言简意赅,法条增刪严密;保留、创立诸多辅助法典、增设部门法和地区法、立法中注意广泛听取多方意见等方面。司法技术的进步更为显著,如司法侦查手段的丰富、司法检验技术的提升、司法审判中对证据的搜集和运用等。这些方面无不体现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宋代司法官员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注重法律适应性,注重创立、总结科学理性的法律技术,从而有利于保证法律的完善和司法审判的公正严明,反映了宋代法律文明所达到的新高度。     

中国公司法的立法技术革新——以立法技术瑕疵评估为中心

立法技术问题是商法学问题中的一种独立类型.我国现行公司法虽历经5次修改,但立法技术瑕疵仍然存在.循立法技术的法定标准和理论评价标尺,我国现行公司法上存在的立法技术瑕疵可归为4类:其一,法条漏洞、法条赘文等条文层面的技术瑕疵;其二;体系遗漏、引致漏洞、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顺位失当、条文编排脉络失序等体系性技术瑕疵;其三,语言技术瑕疵;其四,延续技术瑕疵.从效用 目标来看,立法技术目标包括明确规范意涵、避免体系冲突、便利法律适用等基本价值目标以及实现立法美学、承载良法善治等进阶价值目标.基于此,此次公司法结构性修改不仅应当着力于公司法规范在制度理性层面的进一步完善,亦应当力除前述类型的立法技术弊病,从而迈向形式体系与实质规范协调共生的公司法规范体系.     

司法与政治、立法、行政、舆论的关系

司法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它与其他权力和舆论监督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于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力体系的正常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就司法与政治、立法、行政、和舆论的关系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分别进行了论述和探讨。     

立法表达的司法面向及其反向要求

历史地看,立法者制定立法之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制约法官等用法者的专断/主观能动性。但这种认识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即立法者可以单方面完成法律的创制。而实际上,立法之法注定只能是法律的一种原材料,它的真正完成内在地需要法官等用法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意味着,立法表达必须保持司法(用法)面向,以一种相互合作、相互成就的立场看待司法能动性,进而通过一定的举措主动而预先地为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留一定的空间。     

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预防和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逐步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实践经历了四个具有显著特点的阶段,即“三反”“五反”运动阶段,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段,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重视制度建设阶段和重视预防、源头治腐阶段,司法逐步成熟。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行贿受贿犯罪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略论"直接适用的法"--以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直接适用的法”是当今国际私法中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许多国际组织在起草国际公约、许多国家在制订其国际私法立法时,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体现“法律直接适用”思想和精神的务款。通过比较研究,为“直接适用的法”在中国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实践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在目前国际私法典的设计工作中,对直接适用法的规范及适用有所体现,实现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轻微罪立法与司法的理性思考

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带来了刑法结构和制度困境,需要进行深入的法理检讨,为轻微罪的立法与司法改革确定发展方向。传统理性主义刑法观与积极主义刑法观二者之间寻求适当平衡,既要正视当下社会有效防控非传统重大风险的现实需求,又要考虑如何控制风险刑法过度化,为轻微罪立法划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针对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化趋势,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谨慎审视非传统重大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正当根据;二是需要深刻检讨传统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合理性问题。在确定我国轻微罪立法改革发展方向时,应当理性审查轻微罪的立法政策,深化改革现行轻微罪的司法政策,尽快启动并实现治安拘留的法治化改造。     

论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司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司法审查是税收授权立法领域应着力加强的一项监督制度。税收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应以违宪审查为核心,包括违宪审查、违法审查两个层次,实质审查和程序审查两个方面。我国应尽快建立起对税收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要以保护纳税人基本权利为目的的诉讼制度为主要途径。     

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及制度构想

以典型案例作引子,阐明了公司司法解散的理由.针对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提出了确立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金融领域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在对其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同时也应对信用卡诈骗罪与信用卡纠纷及其他犯罪的界限进行科学区分,犯本罪的数额标准及多次使用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问题与犯本罪的"其他情节"的立法完善对有效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先买习惯、立法与司法实践

民国时期先买习惯已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民间社会,对于这样一种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习惯,民国时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之需要。     

立法与司法的社会化

一吾人在集团生活中,不问其内容为原始的,文化的,不问其形态为家长的,封建的,或个人主义的,亦不问其色彩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均须有法律维繋其间而后可。谚云:『有社会则有法律,』此诚为千古不磨的金言。虽然,法律的内容,形态,及色彩,是随着时代流转的,变化的,层出而无止境。所以吾人在此变动不居的社会,要使法律能适应当前的社会,而维持牠永远不朽的生命,既应以创造良好的法律秩序为共同任务。惟欲完成此种任务,既不能不先从立法的改善做去。     

无效合同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审判探析

保护合同相关当事人的利益是合同法的宗旨和目的,合同效力是实现司法救济的金钥匙。无效合同制度的建立是解决合同效力的基础。当前无效合同制度存在的利弊与缺陷,审判实务法理依据的不足,亟待无效合同制度的立法。这既要从合同法法理上研究也要在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找对策。     

论《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变化和司法影响

通过对2010年7月1日起我国施行的新《侵权责任法》的名称、逻辑结构、责任承担、具体制度等方面内容的比较分析,探讨新法相对于我国法律原有规定的相关变化和进步.并从实际工作出发,深入思考新《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变化对司法工作的深远影响,提出司法工作在法律适用上积极应对新法规定的各项措施和对策.     

“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的变迁：德国的立法和司法裁判评介

专利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而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而“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是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德国立法领域，“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主要表现为法律用语与行为方式较为模糊，试验对象范围较为狭窄和试验目的具有多样性；在德国司法领域，该原则主要表现为法律适用统一，注重社会公益性考量和对法条进行宽松解释并加以运用。     

目标与路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司法交流与合作

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国际司法合作与交流有其必然性。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共同打击国际犯罪的协作、民事司法协助与刑事司法协助、司法制度的相互了解与运用、司法人才的共同培养和交流。解决上述问题的目标与路径在于：建立健全司法合作与协助制度，创建维护公平高效的司法环境；建立多边的交流合作制度，增进对各自司法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共同开展司法人才培训，促进司法水平的提升和司法环境的改善。     

试论新疆军府制时期的多维立法及司法特征

本文主要探讨新疆建省之前清朝在新疆施行的法律治理体系,着重通过对清朝统一新疆以来多样化的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分析,考察军府制时期如何把新疆复杂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边疆问题等纳入国家法律治理体系中来,特别是在保留和吸收新疆地方立法、民族习惯法、宗教法中的合理要素基础上,推行国家法的适用过程。其中某些成功的做法,对今天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质疑渎职罪主体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

根据刑法第 9章渎职罪各条文规定 ,渎职罪主体 ,除个别犯罪外 ,都是特殊主体 ,即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渎职罪的主体 ,不能构成渎职罪。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扩大了渎职罪主体的范围。这违背了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行政立法裁量之司法审查标准的比较研究

行政立法裁量为自成一格之独立的特殊裁量类型,正是行政立法裁量不同于立法裁量和行政裁量的特殊性决定了对行政立法裁量及其司法审查标准的探讨的必要性.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标准的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分别代表了个案衡量和类型化的倾向,这些都能为中国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提供有益的借鉴.行政立法的裁量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对于不同种类的行政立法的裁量应适用宽严不同的审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