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再谈《物不迁论》的物性、时间问题

僧肇的《物不迁论》一直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文章从“物不迁”涉及到的两大基本哲学问题,即物的本性和时间的本质出发,分析《物不迁论》引发的论争。在澄清“性住”与“物不迁”关系的基础上,说明《物不迁论》不违佛教“性空”义理,其非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解决哲学史上实体化思维带来的“时间”和“物体同一性”的争论。《物不迁论》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佛教思维方式,展现出了佛教在对中国本土思想吸收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特色

本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近代佛教的僧团制度、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等新内容与时代特色、近代佛教所面临的新旧之争、僧俗之争等问题以及佛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通过对近代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时代特色,可以更好地厘清中国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     

20世纪20-30年代刑法学的中西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德日刑法学的引进与西方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入华成了一时之特征,也造成了一定程度内的中西之争,在这些争论内,民国刑法学的集大成者蔡枢衡先生倡导的建设中国新概念法学,在时下中国现代刑法学吸收大陆法系刑法学的“化西”进程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科学哲学关于知识论的争论及实质

知识论的争论,是以唯心主义经验论或唯理论为背景信念而展开的。现象上是不同形式的知识论观点、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不同形式的科学观之争,是不同倾向的哲学观之争。这种争论,并未超越“形而上学”,恰是“形而上学”在新论域中的延续。知识论的争论,是当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相互对峙的典型思想形态,是西方哲学史上科学哲学观点与近、现代科学方法片面结合在当代的畸形发展和继续。唯物辩证法是理解知识论争论的钥匙,是使争论摆脱困境、走向科学化的正确思想路线。知识论争论的理论思维教训和合理因素,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系统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生产与生存: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及其解决──重读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

在《第二性——女人》中,波伏瓦详细地分析了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与原因。但是,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在于女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如男性,女性在个体生存能力上不如男性。而这两个“不如”是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中,由男女两性本身所具备的能力与潜能所决定的。因此,男女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但既然这两个“不如”是历史形成的,它就不是永恒的。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论首要分子与主犯、组织犯之关系

中华法系、苏俄法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共同构建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的框架,各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也造成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首要分子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传统理论,在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中的归属问题也有所混乱。首要分子与主犯之间是交叉关系、首要分子与组织犯之间也是交叉关系,而组织犯则存在于一切共同犯罪之中,都属于主犯。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谭平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谭平山通过参与创建和领导早期广东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的国民革命事业作了重要贡献,并始终表现出一种爱国爱民、真诚合作的精神品质,值得缅怀.     

谈钢琴与手风琴演奏方法的异同

钢琴和手风琴(键盘式)都属于键盘乐器,也是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应该学习的课程。研究两种乐器在演奏方法上的异同,有利于更好学习和掌握其演奏方法,使之为音乐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服务。本文谈了两种乐器的共性和个性差异,供学者在学习上参考。     

真善美教育及其实施构想

真,确定事物的本质;善,规定事物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方向;美,表达事物存在的方式与状态。人的真、善、美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真善美教育的含义是:做事求真,做人求善,人生求美,其最终目的是帮助人进入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试论科教结合与培养一流工科本科生

体现在大学教学过程中以科教结合为核心理念的洪堡大学理念,就是“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的理念。其体现在“教”上,就是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和使教学过程具有探索性;体现在“学”上,就是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提出现代工程实践教育一些新的构想和进行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