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从《永贞行》看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一谈及韩愈的政治态度,论者们必谈“永贞革新”;一谈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论者就又必然谈到韩诗《永贞行》——它似乎已成为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的铁证。毋庸讳言,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是有错误的。但他是否就是“永贞革新”的死硬反对派呢?仔细分析一下《永贞行》这首诗,再结合一些其他材料深入探讨一下,觉得似乎也不尽然。     

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都是唐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在文学上,推行古文运动,反对四文骈体;在哲学上,韩愈极力维护儒学思想,反对佛教、道教,对天命有时相信,有时怀疑,采取骑墙的态度.刘柳对儒、道、佛三教既不盲从,也不排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天命、鬼神等则坚决予以否定.在政治上,他们都拥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某些虐民的政策.刘、柳积极参加“永贞革新”运动,惨遭严重打击.韩愈直言敢谏,几次贬官下逐.韩、柳、刘三人在文学上、哲学上、政治上都有不少的成就和贡献.在我国文学界、思想界均曾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之间的关系很好,交情较深.但由于他们个人的遭遇不同,认识不同,对某些问题难免产生过不同的看法,甚至引起争     

论元、白的交游与政见的分合

白居易与元稹是知交好友,二人在政治上虽有一致之处,但也有分歧,通过梳理他们的交游可反映出二者之异同.从元、白与刘禹锡的交游可以看出二人对永贞革新持同情态度;从他们与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游可以看出元稹更接近李党,而白居易则超然于党争之外;从他们与裴度的交游可以看出白居易反对宦官专权,行事洁身自爱,而元稹后来则对宦官有所倚重.     

永贞革新与韩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的分析

韩愈、柳宗元二人与永贞革新的一重公案,向来聚讼纷纭。尤其是韩愈对革新运动的态度,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毁之者斥为保守、反动,站在宦官集团一边,誉之者又极尽开脱、辩解之能事。平心而论,二者都难免蔽于一曲之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近来又趋热烈,纠正了前阶段的某些偏向,出现了不少为韩愈辩诬的文章,认为韩愈并不反对革新,王叔文集团也有许多不惬人意之处。然而多数文章似尚未说到本原处,因而未能     

永贞革新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文学创作

永贞革新的诗文，包括直接言及革新的，革新对刘禹锡、柳宗元二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影响的。刘、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创作于贬谪之后，他们成功地采用文学创作的手法，细致地反映了二人贬谪期间的思想和心理状况     

永贞革新与啖助、陆淳等春秋学派的关系——以大中之说为中心

为了深入研究唐代永贞年间的政治,通过研究唐代王叔文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中革新派主要人物与啖助、陆淳等春秋学派的关系,可以深入了解唐代这一时期的政治关系.认为永贞革新集团与春秋学派关系密切,革新集团推行善政的主要思想基础是啖助、赵匡、陆淳在发展新春秋学时提出的大中理论.     

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人们公认的杰出的文学家;但对他的思想与为人,却有不少人持否定的态度,主要的根据是:韩愈“仇视”“永贞改革”。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认为,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七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柳文指要》,则更猛烈地抨击韩愈勾结方镇、疏附宦官,把韩与当时政治上最反动的势力联结了起来。韩愈与“永贞改革”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是经不起推敲的。     

评所谓“永贞革新”

“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抑韩扬柳时,有所谓“永贞革新”的提法,柳宗元被说成拥护永贞的“革新派”,韩愈被指为反对永贞的“守旧派”,在永贞时期当政的王叔文,被说成所谓“永贞革新”的英雄。 究竟“永贞革新”是怎么一回事,还得认真加以研究。“拣着封皮当告示”,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永贞,是唐顺宗李诵的年号,李诵是唐德宗李适的太子。贞元二十一年乙酉,亦即公元八零五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死了,李诵依例继承帝位,到八月初四日,因久病不愈,不能处理政务,传位给唐宪宗李纯。     

以敌为戒,竞竞以强——读柳宗元《敌戒》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永贞革新”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元805年(唐永贞元年),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批中小地主阶级的革新人物,在唐顺宗李涌的支持下,发动了“永贞革新”运动.柳宗元积极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并成为这场革新运动的中坚人物.由于保守势力的竭力阻挠和反对,也由于地方封建势力明抵暗抗,”永贞革新”很快以失败告终.“永贞革新”失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势力大肆迫害和打击革新人士,柳宗元先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和柳州刺史.     

刘禹锡、自居易唱和诗简论

本文认为,刘禹锡、白居易的唱和诗作,与二人集中的其他作品,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研究这部分作品,对全面评价刘、白其人其诗其文以及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在对刘、白唱和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刘、白何时定交,刘、白唱和与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的关系,刘、白唱和的认识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为韩愈一辩——韩愈评价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在韩愈的研究中,不少同志认为他是依附宦官、站在豪族大地主的立场上,反对王叔文政治革新的保守派。如有的同志说:“在永贞革新时,他虽当地方官,不在朝中,但却是个反对派。”又说:“(韩愈)当汴州节度使董晋的幕僚时,早已巴结上了大宦官俱文珍,吹捧俱文珍的‘功德皆可歌’。因此,他和方镇、宦官、大士族、大官僚早已联成一气,成为     

韩愈遭迁谪的道德文章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因批评时政 ,迁谪荒僻的阳山、潮州。对他这两次迁谪期间的作为 ,学术界分歧较大。据考证 ,韩愈在迁谪期间的作为光明正大 ,德操高洁 ,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提倡古文运动方面的贡献是卓著的。全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论述 :一、关心时弊 ,积极参与思想文化领域论争 ,遏制宗教的危害 ;二、履仁践义 ,惠政爱民 ,兴教育才 ,重情敬谊 ;三、笔耕不辍 ,杰作层出 ,推进了古文革新。同时 ,还以确凿翔实的论据批驳了“韩愈是反对永贞革新的保守派”,“迁谪期间改变了原来反对佛教的主张”,“吹捧宦官”等论调 ,指出这些均属不实之词     

永贞贬谪文人的“文以明道”思想

在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倾向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人认为“文”应该服务于“道”，但在“文”与“道”的具体关系上，他们的观点有异。任何文学团体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永贞贬谪文人的文学观点也不是独立于中唐文坛之外的一家之言，他们是中唐文坛上最活跃的文学团体之一，其“文以明道”文学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与当时其他文学流派密切相关，尤其与同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互为呼应补充。     

论唐宪宗对永贞革新之继承与发展

唐宪宗登基后,仇视其父顺宗所用之人,对永贞党人大加贬逐.但在确定元和国策时,他却继承并发展了永贞党人的未竞之业,并因此成就了"中兴"之美名.从这方面看,永贞革新对元和政局的影响是深远的.     

韩愈阳山之贬与德宗贞元末年中枢政局

韩愈阳山之贬是其仕宦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将这一事件置于德宗贞元末年的中枢政局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阳山之贬的直接原因是韩愈上疏论天旱人饥状;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太子集团与此事无关,在决定韩愈贬向何处的问题上,时任吏部郎中的韦执谊可能起了作用。至于韩愈在相关诗文中对永贞党人的指斥和对自己无辜被贬的申述,则或是出于对仕宦前程的考虑。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兼就今本《顺宗实录》的真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长期以来,论者在评价韩愈时,总认为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维护或倾向于代表世族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立论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说他反对“永贞革新”。最近,张国光同志发表《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一文,说今本《顺宗实录》是韦处厚     

永贞改革面面观

永贞改革是唐顺宗授意和领导的政治革新事业.王叔文集团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既忠实地贯彻了顺宗的意图,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重大措施,又利用顺宗所赋予的权力,在组织方面塞进了许多党同伐异的私货.他们在思想舆论方面更是鼓吹祥瑞天命,利用神权迷信巩固政权.只有从政治、组织和思想等多方面来深入分析,才能充分了解永贞改革的全貌,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弊病.     

论刘禹锡诗歌对贬谪地异族文化的书写

刘禹锡自“永贞革新”失败后,先后在朗州、连州、夔州等偏远地方任职多年.每到一处,他都积极融入当地文化,主动了解风土人情,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对待辖区的少数民族百姓,热情而客观地歌咏他们独特的风俗习惯.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研究多民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他超迈时人的平等客观的民族观念.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