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归责理论之反思性检讨

客观归责理论在因果关系理论领域派生出来,迅速为各国理论界密切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因果关系问题是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中均给予重点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在各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中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条件说,到相当因果关系说,再到客观归责理论,因果关系的理论体系相当庞杂,各种学说各抒己见、各有千秋。客观归责理论已经超越了因果关系的领域,触及到了责任阶层,使得因果关系的认定和归责相混淆,增加了阶层理论的混乱。我国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只能采用条件说,而无客观归责理论的适用空间。     

客观归责的理论实质论析 ——以因果关系为切入点

客观归责理论是德国刑法理论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问题,其为弥补因果关系的缺陷发展而来.中国刑法学理论界也对该理论进行了研讨,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聚讼众多的学说中,鲜有人对客观归责理论的实质进行剖析.客观归责及其衍生原则,都是为说明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本身就在于为刑事责任的有无提供客观依据.所以作为因果关系的一种判断因素,客观归责的实质也是为判断刑事责任的有无提供客观依据,属于中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方面的因素.     

刑法中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之关系研究

客观归责理论的嬗变历程,不仅其原动力来自因果关系理论,而且与各种补充条件理论的因果关系理论同向且同步发展.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是客观构成要件中两个各自独立的构成要素.客观归责论区分了归因问题与归责问题,结果原因的判断,立足于经验的观点,采用条件说的标准,判断有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归责的判断,则以规范的保护目的的观点,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规则,判断可否将结果的发生归责于行为.     

客观归责理论与因果关系理论的关系梳理

客观归责理论与因果关系理论处于何种关系,引起了刑法理论的不小纷争。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客观归责理论与条件理论、相当理论的关系出发是较为可行的途径。客观归责理论是以条件理论为起源,把相当性的判断融入其下位规则的判断中而建立起来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精细、完整的理论体系,客观归责理论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在许多方面有超越和突破。     

大陆法系与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比较研究

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理论，历来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在大陆法系的理论中，主要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在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是是否有偶然的因果关系。比较我国与大陆法系的理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在我国比较适合。     

对玩忽职守罪主体的探讨

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分析来探讨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说明其主体的广泛性和人们认识上的不一致性，提出需要由法律和法规对其进一步明确；同时，鉴于玩忽职守罪的复杂性，若要有效地阻遏这类犯罪行为，需要通过明晰的立法，从法律上对玩忽职守罪的行为主体进行堵截，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的脱漏。     

简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学说——基于客观归责理论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历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果关系的认定直接涉及刑事责任的追究(归责),是行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条件说、原因说以及相当因果关系学说都是将因果关系问题(事实问题)和归责问题(规范问题)混同在一起.而新近的客观归责理论则将二者分开,在因果关系上采用条件说,而在归责问题上采用一系列的排除规则,从而为相当因果关系中"相当性"的判断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标准.     

刑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的梳理及案例检视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主要包括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理论。条件说是其他学说的基础,我国刑事司法应当总体上坚持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的客观说,在解决存在介入因素的案件中具有一定优势。客观归责理论作为一种复杂的分析工具,有助于解决一些更疑难的案件。     

刑法因果关系新论

刑法因果关系应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次。事实因果关系是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客观联系的归因性确认,法律因果关系是就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归责性判断。事实因果关系是法律因果关系的基础,归因性确认是归责性判断的前提。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从事实因果关系逐渐向法律因果关系过渡、在归因性确认的基础上逐渐增强归责性判断的过程。法院对因果关系的归责性判断应综合考虑多种价值元素,包括刑事政策、刑法精神、刑罚根据、行为的危害性及其规范违反程度、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和一般的公众观念等。     

因果关系与过错之转化问题研究——一种经济分析角度的考察

因果关系是侵权法领域长期存在的难点问题。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工具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独辟蹊径,绕过表面问题,关注归责的本质,以及侵权法的制度目的,在对侵权法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主张将因果关系转化为过错,并进一步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进行归责问题的研究。然而,这种思路虽然省却了因果关系问题的纠缠,但是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可以完全转化为过错,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对存在因果关系的默认,而这种思路的有关理论和适用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论渎职罪的罪过形式

关于渎职罪的罪过形式,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学说:单一罪过说、复合罪过说、混合罪过说和模糊罪过说等.本文对上述各说进行了概述和评析,进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采取单一罪过说的立场,即:刑法分则渎职罪章所规定的个罪的罪过形式是单一的,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且多数为故意,少数为过失;其中,滥用职权型(包括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是故意犯罪,玩忽职守型渎职犯罪是过失犯罪.     

论“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环境监管失职罪”作为现行刑法中仅存的规制环境执法主体渎职犯罪的罪名,对环境监管体制的正常运作具有重大意义,与生态安全的保障更是休戚相关。然而,该罪名的局限性使得相关法条很难发挥惩罚及预防犯罪的作用,无法解决当下环境监管渎职犯罪规制所面临的众多理论及实践难题。对“环境监管失职罪”局限性的完善,主要包括增添、细化环境监管渎职的罪名,完善罪名的构罪规定及相应的法定刑配置。     

涉农检察工作的法学思考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已是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法律关于渎职罪的适用范围的限制,使得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的刑罚规制一直处于真空地带,严重影响了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的打击力度,而扩大渎职罪的适用范围,将村基层组织人员作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符合我国当前农村建设的形势需要。     

司法渎职犯罪罪数判定

重塑司法渎职犯罪的罪数理论,有利于正确的指引司法实务、贯彻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以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作为司法渎职犯罪罪数的判断标准,区分罪数判断标准与判断要素,坚持罪刑均衡以及诉讼效率的处断原则。当司法渎职罪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且兼顾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刑法第247条、第248条应当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刑法第399条第4款,属于例外规定,应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     

论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

环境监管失职罪罪过形式的立法空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困难。环境监管失职罪的主观方面是单一罪过形式,有且只能有过失这一种罪过形式。较之一般犯罪而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构造稍显特殊,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承担两个层级的注意义务,一是对被监管者之危害行为或者其他外力因素存在的认知义务,二是对由此可能造成的法益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和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违反注意义务便有成立过失犯罪的可能。环境监管失职罪属于监督过失型犯罪,审判实践中应将其与出于故意心态的滥用职权罪区别开来,准确定性环境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行为。     

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疑难问题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典型的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据此应结合司法实践,对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进行研讨:对本罪中“明知”的理解;对本罪中“徇私、徇情”的理解和把握;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各种危害的发生。     

环境监管失职罪归责的规范分析

环境监管失职罪本质上属于过失竞合,归责的核心要素为行为样态、保证人的义务来源与预见可能性。本罪行为样态包括作为、不作为、作为与不作为之结合;本罪保证人的确定既要从法规范上进行形式判别,也应采纳原因支配说理论从法益侵害面进行实质把握;本罪预见可行性是新过失论与畏惧感说相结合。一定条件下信赖原则可适用于环境监管失职罪,存在介入因素、欠缺结果回避可能性与不符合环境监管失职罪构造的场合时,则排除环境监管者的责任。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之夸大、资格刑功能之错位、罚金刑地位之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应从职务犯罪立法上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     

渎职罪中剥夺公职资格刑之提倡

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罪的刑罚仅限于自由刑,而没有资格刑的相关规定.在渎职罪中规定剥夺公职资格刑,不仅是我国法制史的传统,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在刑法中应当规定剥夺公职资格的相关刑罚,才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渎职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