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古往今来,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即便是近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杨剑虹教授的新著《武则天新传》则是一部试图撩拨重重迷雾,全面展示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的著述。《武则天新传》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全面客观地评叙了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以往的武则天传记偏重于武则天性格的叙述,或局限于政治活动的评叙。《武则天新传》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不仅叙述了武则天一生的重大活动,而且用大量笔墨展示了武则天时代的全貌。作者虽未言及武则天时代这一概念,但他不仅论述了武则天在位前后(包括唐高宗时期的参政、临朝称制、大权在握几个时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改革措施等方面的种种努力,专题研究了武则天时代巩固边防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还独具慧眼,     

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

对武则天重用酷吏,史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否定。有的说,武则天是“千古未有之忍人”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有的说,她是“居心疑忌,秉性残酷” (岑仲勉《隋唐史》第十三节《武则天之为人》);还有的说,酷吏的“专权跋扈,横行不法,主要是得到武则天的支持。” (郑宝琦《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我认为,仅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还应看到武则天对酷吏有一个利用、抑制、打击和对冤枉者平反昭雪的全过程。而且,酷吏也确实打击了恣行暴虐的门阀士族势力,对庶族地主的上升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秋瑾生年考——兼与晨朵同志商榷

秋瑾究竟生于何年?迄今众说纷纭. 晨朵同志认为秋瑾生年史料只有一说,即秋瑾异母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所写秋瑾生于一八七五年的说法(见《关于秋瑾的生年、卒岁和生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但它并没能制止其它说法的产生,因其间实有不可解释的矛盾. 秋瑾在一九○四年写给吴芝瑛的兰谱中,将自己的出生年月写得很清楚:“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卯时生.”按此推断,秋瑾当为一八七七年生,在她于一九○五年春第二次东渡日本时写的《泛东海歌》里有“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句,此处“年二十七”当为足龄.我们知道,秋瑾生于农历十月十一日,按照足龄计岁法,应去二岁.所以一九○五年所写年龄反比一九○四年写的虚龄少一岁.这里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晨朵同志认为兰谱中年二十八和《泛东海歌》中的年二十七均为足龄,并为使自己的说     

试论《武则天》的人物语言艺术

郭老的历史剧在他的艺术宝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屈原》、《蔡文姬》和《武则天》都有代表性。《屈原》以浪漫主义见长,《蔡文姬》表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武则天》又以现实主义别开生面。这种表现方法的差异,就使它们各自的人物语言(台词)显示出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屈原》和《蔡文姬》侧重于主观抒情,《武则天》侧重于精细刻划。《屈原》、《蔡文姬》侧重于以抒情表现思想,《武则天》侧重于以议论表现思想。因此,探讨《武则天》的语言艺术,会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郭老历史剧的艺术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话剧剧本是说话的艺术,或者说是人物对话的艺术,或者说是通过对话写人的艺术。所以,高尔基就指出“用来写剧本的口语对于剧本具有多么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剧作家创作剧本,总是服从主题和人物性格的需要,在认真开掘题材和编织故事情节的同时,还必然要十分注重人物语言的锤炼。郭老谈他写《武则天》的体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王大胜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古往今来，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即便是近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杨剑虹教授的新著《武则...     

李清照《词论》新探

关于李清照的《词论》,学界已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互相之间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小分歧,但对《词论》的大部分问题,却都有了大体一致的认识,似乎不需要再作研究了,共实不然。平心而论,对《词论》研究的深入程度还是不够的。对于《词论》大部分问题看法的一致,并不是由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所取得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原地踏步,即相同意见的不断重复。因此,对《词论》的研究亟待深化,不但有分歧的问题(如对《词论》在宋词发展中的意义的总估价等),有必要续继进行讨论,就是目前大体取得一致认识的问题,也还可以进行新的探讨。本文就是对这种新探讨所作的尝试。     

昭明太子萧统年谱

此年谱按年记录昭明太子萧统一生的事迹与主要创作活动,在勾稽索隐、考订辩证方面,较之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周贞亮《梁昭明太子年谱》等,资料更为丰富,分析更为细密,并对诸如《文选》的成书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答黄瑞云先生

<正> 《安徽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黄瑞云先生的《司马迁生年考》一文,对拙著《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见《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考辩》)有关生年部份提出质疑。读了黄先生的文章,对我有所启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将拙见陈述于后,请黄先生和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一考查司马迁的生年,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唐人的两条注释。据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从太初元年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应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个体量词编纂疏误

关于个体量词的编纂,《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漏收量词、义项分合失度、名词和量词混同、例证晚出等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可以为今后的修订提供参考,使两部重要的工具书更趋完善。     

李渔年表

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公元1611),一岁(虚龄)。注:李渔生年,据自述年纪推算。兰溪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下简称《宗谱》)云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戍。八月初七日生。注:月、日均用农历,下同。李渔生地,《宗谱》云“生斯长斯”,即浙江省兰溪县夏李村伊山头(今孟湖公社夏李大队)。李渔自称“虽浙籍,生于雉皋(今江苏如皋)”。李家祖先,唐时由福建长汀徙至浙江寿     

沿着什麽方向提高——评夏衍同志《电影论文集》中的几个错误文艺观点

夏衍同志的《电影论文集》收集了作者解放后发表的有关电影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章,于1963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讨论如何发展和繁荣我国影电事业以及进一步提高电影艺术水平的问題,也有一些有益见解。但是必须指出,在许多重大问題上,夏衍同志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是与我们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背道而驰的。这在《把我国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生活、題材、创作》等文章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仅就这些文章中的几个主要错误观点提出来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诚斋集》勘误三题

杨万里《诚斋集》133卷,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亦即杨万里去世两年后,由其长子杨长疆编定.笔者近来编写《杨万里年谱》,在检阅《诚斋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人名讹误、文本重出、编排混舛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因"其集卷帙繁重,久无刻版,故传写往往讹脱",而且其中有些问题在长孺编定时就已经存在.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杂谈英语there be结构

读到北师大等校编辑的《中小学外语教学》1979年2.3.7期所刊登的有关there be结构的文章;1978年还看到上海师大主编的《上海外语教学》的前身《中小学外语教学》也刊登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我都很有启发.但对某些提法和论点却不敢苟同.这里想谈谈本人对此的一些粗浅的体会和认识,就正于广大的外语教学工作者     

翻译必须吃透汉语——对《我们在英译汉中常有哪些失误》一文的几点异议

在《中国翻译》1992年第4期上,赵振才等三同志所撰《我们在英译汉中常有哪些失误》一文,谈了英译汉中的失误问题。作者一开头就指出有一些“译文在质量上都是一流的,在这些第一流的译文中出现带有普遍性的误译”。文章列举的“误译”例子均出自《远东英汉大辞典》、《新英汉辞(应该是“词”—笔者)典》、《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现代英语用法辞典》、《英语语法大全》等多本极具权威的典籍。向权威挑战未尝不可,但文中的一些观点却值得商榷。翻译不     

关于戴震的生年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杰出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卒子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即公元一七七七年,诸说一致。关于戴震的生年,一些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工具书和著述均记生于一七二三年。如《辞海》、《辞源》、《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国古代史》(南开大学)、《中国简史》、《中国通史纲要》、《戴震哲学著作选注》等。考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世宗宪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先生以十二     

《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几点商榷

《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在文选的编排方面,在文字、词汇和语法等语文知识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者、所词性的界定,不讲实词活用,以及一些校勘问题等。     

关于林昌彝的几个问题

对晚清文学家、经学家林昌彝的生卒年、思想和交游,前曾在拙作《试论林昌彝的<海天琴思录>和<海天琴思续录>》一文中有所论及.但还有一些问题,现补论如下:一、生卒年 (一)生年较早的工具书,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及《辞海》、台湾最新增订本《辞海》等均无.仅谭本有“约公元1854年前后在世”一句.近来的工具书,如胡逢祥《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及有关书籍,如杨     

《屈原生年新考》志疑

胡念贻先生发表在《文史》第五辑上的《屈原生年新考》一文,对屈原的生年提出了新的见解,并试图用天文历法的推算纠正郭沫若先生、浦江清先生对屈原生年推断的错误。胡先生的文章虽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不少地方使人难以信服,今择其要者志疑如次。 其一 对浦先生《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文的评价     

《地纬》的成书、刊刻和流传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带来了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当时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知识。当时的一些中国士人对这些知识进行了学习和融会,并撰写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熊人霖所编撰的《地纬》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地纬》一书成于1624年,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并出版的介绍世界的地理学著作。文章通过考察《地纬》的成书、刊刻和流传等问题,从而使我们对《地纬》一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有一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