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例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中老年用药情况分析

目的通过对我院128例ADR(药物不良反应)搜集,了解高龄人群中ADR发生概况为今后安全、合理、有效用药提供资料,以便更进一步开展ADR监察工作.方法以患者自发呈报方式,由医院"药物不良反应监察委员会"讨论,按因果关系进行评判,按反应强度分级原则分级,及轻重的分级.结果21岁～60岁年龄段内为ADR高发人群.51岁～100岁ADR发生44例,占34.3%的比例,其中男性5例;女性39例.ADR发生女性明显大于男性.致敏药物β-内酰胺类21例;复美欣(注射磷霉素钠)6例;喹诺酮类5例.口服用药10例.结果注射用药易发生严重过敏,口服药过敏反应较轻.老年ADR发生呈不断增长.     

城市外来人口就业中的社会排斥——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社会排斥"问题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最不和谐的现象之一.目前的"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联.而且更可能与就业相联系.在对武汉外来人口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消费排斥争工作福利拂斥两个层面,能力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工具性排斥的影响因素统计不显著.因此,消费排斥和工作福利排斥及其关联领域将是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反"社会排斥"的政策重点.     

通过合意方式解决纠纷--美国经济活动中ADR方式运用状况分析

纠纷解决替代方式(ADR)在美国经济民事活动领域中早已开始实践,它起因于通过中立的第三者协助争议当事人双方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过程.从对美国经济活动中运用ADR的状况分析可以看出,合意解决纠纷方式在美国已不再停留在一种法律的确立上,而是开始了从具体的形式、程序设计、机构设置、人员培训以及相关效力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就我国而言,创立新的ADR方式,以及为已有ADR提供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规范和保障,应成为目前法治建设之重要目标所在.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司法ADR之正义价值及其运行模式选择

虽然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中由来已久,但概念化的ADR方式则源于现代美国人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ADR,美国人促进了以公正与效率为核心内容的司法正义价值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实现.ADR在民商事纠纷解决中显示出来的独到优势也使其能够在众多法治发达的国家倡行.构建我国司法ADR机制,必须立足于ADR与诉讼的价值互补关系,突破传统民事诉讼法的诉讼调解模式,建立起组织健全、权限明确、程序规范并与诉讼机制相协调的独立的司法ADR机制.     

浅议上海市外来人口政策演变

以时间为轴线,在透视社会经济背景的基础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外来人口政策法规的演变轨迹.可见:上海市外来人口政策的演变与经济发展和人口状况密切相关.目前,上海市对外来人口已由管理为主向管理与服务并重转变,依据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潜在贡献"实施差别化待遇,体现了当前上海市"控制人口,但不控制人才"的城市人口发展战略.     

新型城市化视野下的外来人口管理创新——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摘要】本文从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创新外来人口管理角度出发,结合广州市花都区外来人口管理现状,分析了该地区在新型城市化发展中外来人口管理存在的不足,提出通过创新管理服务理念、提倡同城化管理、实行社区化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和制度,规范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增强外来人口的认同感、归属感、融合度。【关键词]新型城市化;外来人口;创新;管理     

外来人口的犯罪心理及其防治措施

外来人口犯罪的心理原因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致富需要与"社会屏蔽"障碍的冲突;外界诱惑增强与制约机制缺失的暗合;归属结群的需要与盲目从众的耦合;不公正的社会待遇与原始报应、报复观念的迎合等。对外来人口犯罪的心理矫治与预防应从外部措施和内部措施两方面入手。外部措施方面:首先清理完善法律法规,培育外来人口的守法情结;其次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体系和保障制度,消除外来人口对社会的敌视心理;再次转变并尽量消除公众的歧视态度,营造人人平等的社会氛围,减缓现有模式带来的各种压力。内部措施方面:首先调整外来人口的心理预期,增强其心理免疫力和心理承受力;其次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各种教育,提高其自我适应力和自我约束力;再次丰富外来人口的社会生活,养成其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培育其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外来人口的犯罪问题。     

论移民文化与当代电视受众变迁——基于对“外地人”身份焦虑的思考

人口的"流动性"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人文景观。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和融入现代性社会的身份凭证,当前人口流动和社会迁徙的频度几乎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从而生产出新的城市文化形态——移民文化。电视受众的当代分析,无法回避这一文化形态。受众迁徙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对峙,不得不说是一种尴尬的媒介境遇。一方面,外来人口在迁徙后"遗失身份",地方电视正是这一身份焦虑的始作俑者,在电视镜像里,外来人口被普遍的"悲情化"和"妖魔化",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外来人口的数量累积、阶层上升、话语权也相应增加,电视转而又开始迎合外来人口的文化取向,为其"重拾身份"。两个既相悖又相依的社会过程,共存于我国现代都市与媒介文化之中。     

外来人口与吴江发展

通过对吴江市外来人口的现状及其在吴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分析外来人口对吴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指出目前吴江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中的薄弱环节,并在如何适度调控外来人口、加强人口规划、增强外来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减少管理环节、创新社区化管理服务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ADR法学教育综述

普及ADR法学教育，对于扩大ADR的法律利用、促进法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ADR法学教育作最广义的理解。以学制和教学对象为标准，将ADR法学教育分为大学后ADR短期培训与大学中的法学院的ADR教学，并对ADR法学教育的受众进行准确界定。认为ADR教学的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能也无须模仿传统的部门法教学，而宜于将整个课程体系建设成以介绍ADR基础理论，教授ADR的相关知识与方法的课程为核心课程，辅之以必要的课时较为简短的专题讲座或选修课的课程体系；诊所式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ADR理念和技巧。     

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分析——以宁波市的调查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通过对宁波市外来人口流入长期居留的调查和深入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流入地具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二是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待遇、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育龄妇女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的融合;三是宁波市在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租房和集体宿舍的修建、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四是外来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来宁波的时间长短以及孩子是否能够在流入地就学或就业也是决定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下来的主要的原因。     

劳动市场中介对城市外来人口工资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根据复旦大学2006年9月对上海外来人口的调查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多重比较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外来人口的劳动中介使用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来人口在找工作时使用最多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但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说明外来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比较低。上海的职业介绍所在外来人口的工作搜寻过程中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其实现就业的质量也不高,说明职业介绍所的使用效果也并不理想,服务程度和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在外来人口中使用得比较少,但通过这种途径寻找工作并实现就业的人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表明报刊杂志等媒体能对工作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其在外来人口中的使用范围有待扩大。     

外来人口与城中村的社会管理变迁——基于广州长湴村的调研分析

通过对广州市长湴村的个案调研,分析了外来人口与城中村村民及"农转居"后社区居民如何围绕市场特别是房租市场发生关联,继而影响当地社会管理模式变迁的发展历程。外来人口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可能存在着交叉重叠甚至形成合力,推动着当地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是城中村社会管理变迁的主要动力,房租市场则是其原始动力和主要影响因素。通过"村改居"的制度创新和城市化推动,城中村仍然可以在村级财力不足及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完成社会管理的模式变革。     

结构性制约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外来人口的实证研究

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正受到广泛的关注.本研究首次较全面地研究了外来人口的压力,精神健康情况.本研究从结构化理论视角审视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解读.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精神健康间关系乃是负相关关系,表明现存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行动者(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有着关联.而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外来人口的影响并未导致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程度的降低,乃归结于城市社会制度对外来人口的使动性作用,它促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进行再生产行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再生产行动,也是对城市社会制度制约性的一种社会回应,他们以赋予自身移民行动内在意义来弱化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其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和重构社会网络以重新配置城市社会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各种资源.     

这里是一个温馨的“异乡人之家”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西南部的婺江社区(其前身是望江、近江两村撤村建居后组建的徐家埠社区),外来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5.5%,就是这样一个外来人口集中的社区,却有着一个充满温情的别名——"异乡人之家",原来,这里的12名社区工作者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建设"互助、友爱、谦和、包容"的美丽家园,这些年,这个美丽的梦想正在慢慢变为现实。     

城市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实践及其启示——以长沙天剑社区为例

外来人口的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长沙市天剑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成功经验总结,探讨了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若干办法,即加大社区建设,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居委会工作,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等。     

日本民间型ADR制度的完善

文章指出,日本是较早构筑起并拥有较为成熟的ADR体系的国家,其通过制定《民事调停法》和《公害纠纷处理法》等法律构建起了成熟的司法型ADR和行政型ADR,但民间型ADR的法律规范一直有所欠缺。文章简单论述了发展完善民间型ADR制度的必要性并对出台不久的作为民间型ADR最主要的法律制度—《ADR法》进行简单评述,同时提出其今后所要面临的课题。     

外来人口社会融合中文化与制度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外来人口流入易融入难。论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浙江省是工业大省,外来人口在经济因素方面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不大;而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方面却对社会融合影响较大,应该为他们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解决制度方面的障碍;文化方面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最大。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外来人口调控研究--以上海浦东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浦东外来人口迅猛增长,他们在为浦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对浦东的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形成了严峻的形势。对外来人口的综合调控就显得刻不容缓,通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推拉”实现外来人口结构的优化是当前十分必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