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

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但与那些曾经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在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上的创造能力却显得十分孱弱。正是由于缺乏适当的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我们才会为层出不穷的劳资矛盾所折磨,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因此深受制约。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创造,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中国自己的企业传统,特别是中国近代企业已经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总结有关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成果就十分必要。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资料的整理编纂,到对近代企业的性质、企业制度的变迁、近代企业与传统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所涉猎。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也存在着就企业研究企业,就制度研究制度的趋向;同时对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缺乏足够关注。如能正视这些不足,通过在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将会更好地回应现实提出的挑战。     

没有历史的诗学——钱锺书的宋诗研究及其诗学观念的变异

钱锺书依托西方近代以来文学本位的观念,构建起其有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评价标准。藉此标准,钱锺书对以宋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阐释路径,但现代诗学观念给他提供新的评判可能的同时,却也因此观念无视诗之"背境"、固守文本而不及历史,而有损其阐释实践的有效性。钱锺书诗学观念的反历史气质,使之重构了传统诗、史关系,他将历史置诸文学视域内进行观察,历史因之被赋予审美的特质而失其所是。这种近乎审美本质主义的做法,使得钱锺书对围绕在诗、史关系周边的传统诗学观念发生了误解、无视乃至反动。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出版发行

由我院校友、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严昌洪同志撰写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1992年9月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的作者,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以社会近代化与风俗的嬗变关系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1840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浙和中国的经济政治变革的大潮之下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作者着重论述了古代风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西风俗的     

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论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养成

沈从文先生的学者之路经历了曲折多姿的过程。他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体制化学术训练,却通过自我摸索探寻到研治国学的正途:受近代以来古史研究学术新风影响,他自少年起就领悟了地下出土实物与纸上传世文献对勘的读书法,并在长期阅读古籍的过程中,从经史子集扩大到工艺杂著,逐步完成文物研究的知识积累;通过文物的收藏和捐献,他进入了"好古—集古—考古"的传统学术轨辙,也参预到"从个人研究到集团合作"的现代学术序列;他因一贯钟情于"社会百工技艺",受此"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最终圈定以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中心的治学范围;又由于追踪王国维、胡适等国学大师的考证方法,他精于"文史研究与实物相结合",不囿于"以书证书",而是拓殖于"以物证史"的学术新领域,具有学术创造的意义。沈从文先生从文人到学者的转身,使其接榫于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大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龚自珍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新论

龚自珍是站在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交汇点上的特殊历史人物。他的以饮食为始基的社会政治之道、社会批判与社会变革思想、"心力"论和尚"私"的伦理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在一定意义上说,龚自珍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终结,又是新思想的预流。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

稻叶岩吉是近代日本重要的东洋史学家之一,主攻中国的清史、东北史和朝鲜史.他师承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两位学术大家之长,积极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所谓的"历史依据",先后提出"满鲜不可分论"中国衰亡论"中国革命无用论"和"外族统治中国进步论",晚年积极为伪满洲国论证"满洲独立发展论",其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序

中国近代是一个最富探索思辨的时期。反映时代脉络的各种社会思潮汹涌迭起,呼唤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救国进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追忆过去,回首“昨天”,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及其历史选择,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据此,胡维革同志经历几年艰辛劳作,《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一书最后脱稿了。 维革同志年轻聪慧,早在攻读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研究生时,便立志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他先后参加编著《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传》、《中国近百年名人传》等书,为专攻近代思想史作了起步。接着,他又撰著和主编了《冲击与蜕变——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政治》、《中国近百年文化史纲》、《中国近代社会改革思想研究》和《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国》等著作,并发表了大量有关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论文。论据精当,见解新颖。     

隗瀛涛先生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中国城市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在国内兴起的一门新学科.隗瀛涛先生是这门新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自从1986年正式主持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以来,直至2007年因病去世,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工作在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第一线,筚路蓝缕,笔耕不辍,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徽州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主持语)

常建华在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论文中,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与梳理,提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动员,即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从以传统的社会生活史为中心转向以新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为重点,"从日常生活切入把握中国历史"①. 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内容的转变,更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转变.     

傅衣凌学术研究中的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

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关系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傅衣凌先生以敏锐的视角洞察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之内在联系,并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修改完善研究成果。傅衣凌先生早期认为乡族组织的存在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到后来又提出了乡族势力缓冲了外来压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多元化的观点,即著名的"乡族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为我国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脉络与基本矛盾——以“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相关研究为中心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话语脉络有三:其一为"民族国家"语境下的20世纪初期日本"满洲"研究,表现为非正义性与非理性;其二为由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观引发的"征服王朝"研究及其在战后日本学界的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视为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其三为"内亚史"与"新清史"研究,其特征是以"内亚"视角观察中国东北边疆,认为边疆影响中国。此三类研究,其本质特征都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甚至直接割裂了中国与东北边疆的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些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适性危机与西方"边疆"观念在中国的不确性。     

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它的引入不但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还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9日至11日,以"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为主题的"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大学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岛大学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承办,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山西大学、苏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六所大学协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以及港台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一部分特邀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中国近代邮政史研究状况综述——以近年来硕士论文为例

近年来,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集中体现为众多以此为选题的硕博士论文的出现。本文从大陆与台湾地区一些硕士论文的写作时间、选题的角度、征引史料的情况等方面来看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状况,并还从中国近代邮政近代化与地区性邮政史两个研究角度对相关硕士论文进行具体分析与评述。虽然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亦有众多的不足之处。总之,硕士论文在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现实主义的匮乏”:甲午前夕中国读书人的阅读生活

历史研究常聚焦国家大事而忽略人生常态。运用"阅读史"的方法,可以描绘出甲午前夕以孙宝瑄、皮锡瑞、刘大鹏、张棡为代表的中国读书人日常生活的"不变状态",试以回答一个"否定式的提问":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没有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发生?通过对他们日记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读书人的社会世界,主要落于"前人世界",缺乏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建立于"共同世界"基础之上的"政治现实主义"。近代中国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的思想转型,则与"共同世界"的扩张紧密相关。     

张謇:“近代南通之父”慈善活动影响和意义研究

张謇的慈善活动对比他在实业领域的成就而言知名度较小,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却非常深远。对张謇慈善活动的研究与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是当今南通地方史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张謇的慈善活动分为以创办传统慈善机构为主的早期和建立新式慈善机构为主的中晚期,张謇投身慈善活动的思想同时结合了中国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和西方博爱思想,并在其慈善活动中有具体体现。张謇的慈善活动总体而言历时长、涉及领域广、模式新,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张謇的慈善活动不仅造福了当时的南通社会、推动了南通的近代化进程,更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和参考价值。     

郭廷以史学研究综述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一生著述颜丰.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在边疆史、台湾史、太平天国史、中国近代化等领域研究成果有所论述,还探讨了他的“通史”观念、“国民革命”和文化史观、史料整理与运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尽管如此,在史料征引、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丁戊”赈灾对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影响

李提摩太来华之初,遵循传统的街头布道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丁戊奇荒"发生后,李提摩太积极进行赈济活动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以"丁戊"赈灾为契机,他广交官绅,译印书刊,培训当地教会领袖,借推动中国改革之机力图使中国皈依基督,从而开创了一条新的本土化传教路线。然而,近代中国的变革日益走向非基督教化的趋势,这是李提摩太所不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