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文化的多元化

七十年前,“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向旧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但是,时至今日,先辈们梦寐以求的新文化并未完全建立起来,重建科学与民主新文化的艰巨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什么原因呢? 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五四”期间人们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并不全面,也不一致,“五四”之后的发展道路更是偏离了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     

老舍与“五四”

五四运动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及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我国现代老一辈知名作家,不论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迟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五四”时代浪涛的冲刷和启迪.1957年5月4日,老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五四”给了我什么》,回顾和总结了“五四”精神对他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老舍只说了“五四”给予自己的方面,而事实上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丰富和发展新文学运动的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从文化断裂的角度谈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正是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五四新诗发生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基础上的.五四新诗创作者们用白话写诗遵循了汉语发展的自身规律,激活了汉语语言的应变能力和再生能力.五四新诗选择白话为文学工具和自由体的诗体形式,促进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五四新诗发生的“断裂与承传”启示我们:现时代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承继五四新文学的创造精神,去淬炼、提升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而不是问责,更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现代“自我”的产生与五四新诗的文类策略和形式逻辑

作为一种现代文类,五四新诗的发生,与现代中国主体“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新诗的情感政治面向对五四时期的苦闷“自我”构成了强烈的表达吸引,语言、风景等认识装置的引入也为“内面自我”的发现提供可能.五四新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借助于一种综合的形式风格,生产出了一种社会化的自我形象.并且,经历长诗小诗的形式辩证,一种“曲折”“深刻”的主体自我也被生产出来.这种能动性的自我又进一步投入到五四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中.     

“五四”批判精神辨析

“五四”前后的文化是以反传统的特点载入史册的.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再造新的文化体系是“五四”时期的核心内容和永恒的主题.而这其中最可称之为精髓的就是“五四”的批判精神.“五四”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甄别和驳难,使传统文化的优劣短长在现代文明显微镜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改革的目标与手段

“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学术恳谈会记述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节日。有人说,“五四”不仅应该成为一个全民族喜庆的节日,还应该成为全民族反思的节日。此言极佳!特别是在现代中国的今天,更有必要以回顾历史,激励当今的精神来纪念这个节日。因此,本刊编辑部于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了题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学术恳谈会。现将会上部分发言摘登于后。     

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广东理论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运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弘扬“五四”精神,广东青年理论工作者80多人于4月21日在广州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磊莅临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张磊同志指出:“五四”是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五四”精英们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主张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继承“五四”,要很好地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戊戌”与启蒙

一今年是戊戌维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讨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对“戊戌”也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两个运动,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研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救亡与革新方面都曾有过激扬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反思的深入,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戊戌”与“五四”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     

在解构中沉潜:上海沦陷区小说的“五四”底色——兼议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

一般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的严酷统治武力切断了新文学传统;狭窄言路下上海文学的异常繁荣被认为是畸形的、偶然的;异族统治下文学民族化的追求也被视为不可能.然而,异族高压、民族情绪、市民文化等多种话语力量的交错博弈形成了沦陷时期上海的异质文学空间,推动了理论与创作上极有文学史价值的“五四”重审.上海沦陷区小说一方面对“五四”经典主题、情节、人物进行着反讽叙事;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调整中,继承发展了“五四”的精神实质.这一解构与沉潜并进的过程,促进了“五四”先锋质素的落地生根,展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另类经验.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自传统至现代(下)——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道道地地的革命,它不仅画出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明确分界,还初步确立了作为新文学主体的“新人”的本体精神.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五四”文学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而这自然是要联系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动向来看的.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扬“五四”光荣传统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在“五四”运动８０周年之际,广大有志青年都在探究“五四”运动的精神,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努力在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下,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与改革同行,与我们的祖国共同跨越新世纪。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     

五四精神与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变化

“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后期，闻一多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与“五四”有关，是以五四新文化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为前提的。闻一多从“五四”的镜子里看出了历史的法则，因而他一改早年推崇传统文化的态度，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发起勇猛冲击。这在他，既是回到“五四”、又是踏上时代的潮头。闻一多通过“五四”的精神之桥，走向了“人民的世纪”。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成为共产党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