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物色论——刘勰论文学创作的主观与客观

《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是专门讨论文学创作中的人和自然关系的。文学创作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创作过程中主观和客观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文心雕龙》中对创作过程的主客观关系有过许多重要论述,如《物色》篇中讲的心和物关系,《明诗》、《诠赋》篇中讲的情和物关系,《神思》篇中讲的神和物关系,角度不尽相同,有的从整个创作过程讲,有的从艺术想象特点讲,物的概念也有宽窄之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是为了说明主客观有机统一的特点。关于“物”的概念,王元化同志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指出应该理解为“外境”和“万物”,这是正确的。不过,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心雕龙》所讲“物”的含义是并不完全一致的。《物色》篇中的“物”主要是指自然事物,而《明诗》篇中的“物”则是     

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

对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的关系历来有很多争议,各家所持观点都有一些片面性,或简单否定,或强调过分,往往有失公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说意思是“神明的原理”,与他的佛学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刘勰的本体观受龙树影响很深,刘的论“道”实际包含了儒释道兼通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的“折衷”研究方法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影响的产物。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夫文心者 ,言为文之用心也” ,这里的“文心”即指《文心雕龙》的书名 ,而“为文之用心”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部旷世之作是从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心理的阐述很多 ,但主要集中在这样五个方面 :一、对“神”的阐述 ,把“神”作为文学创作心理的核心 ;二、对“情”、“志”的阐述 ,把“情志”作为主体创作心理的“关键” ;三、用“神与物游”来具体描述文学创作心理过程 ;四、以“虚静”观来具体阐述主体创造心境 ;五、主张“各师成心” ,具体阐示了主体个性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心雕龙》:尚北宗南与唯务折衷

“唯务折衷”是贯穿《文心雕龙》的思想方法之一,近年来,不断有学者由此入手,重新评价和认识《文心雕龙》。本文拟从刘勰与当时文坛主流的人际关系入手,考察这一思想形成的原因。本文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而这种状态恰好将他置于南北思想文化的交汇点,使他既在主流之中,又出主流之外。换言之,他既能冷眼旁观,看到圈内弊端,自觉从北方思想文化中汲取养料,思想气质上尚北;又熟悉圈内风气,尊重南风劲吹、文尚新变所取得的成就,审美意识上宗南。所以,“唯务折衷”思想的背后是若即若离的人际关系在起作用     

关于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屈宋并称“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在屈宋并称问题上十分明显。《文心雕龙·辨骚》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第一次将屈原与宋玉并称。刘勰以“势”“理”为依据,在“擘肌分理”的基础上,指出屈宋足以并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作品形式上,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是文体创新;思想内容上,在抒发怨情、叙述离别、描绘山水和叙述季节等方面,屈原和宋玉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刘勰提出的屈宋并称不仅重新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还界定了辞、赋两种文体的分野。     

《文心雕龙》产生的文化背景

产生于齐梁时代的《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有着深厚而广阔的文化背景。第一，六朝文学创作的繁荣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二，齐梁时代儒、道、释三教同时流行带来了思想的活跃与解放，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大环境；第三，齐梁文坛复古与新变两种思潮的斗争为《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小环境；第四，魏晋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以及刘勰强烈的“树德建言”的欲望给《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理论批评的背景。     

儒家思想与《文心雕龙》修辞观

《文心雕龙》在论述文学创作中必然涉及对语言运用技巧方面即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崇尚实用、文质并重,以“质”为主,以“文”为辅,就是刘勰修辞观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创作论,还是修辞论,《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     

从言意矛盾看《隐秀》篇对《文赋》的超越

陆机的《文赋》提出了“言不逮意”的文意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包含了多个层面的矛盾，其中突出的表现为语言符号的单一性与语义的丰富性（非线性）之间的矛盾。陆机在艺术构思的层面上探讨了如何解决文意矛盾，并提出了“立警策”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丰富和继承了陆机的理论，在《隐秀》篇中提出了“隐”和“秀”的文学创作技法，这一技法的提出对在文学创作的物化阶段解决文意矛盾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文心雕龙》自然文学观管窥

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浩然之气”孟与“大丈夫”之德——孟子“勇”思想探析

孟子尚勇,他认为真正的大勇是深明大义,能够通过自反而作出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是合于气节、道义,敢于担当的道德之勇。孟子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啥生取站’,其勇与“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性。勇的培养需要立其志,养其气,从而最终形成其理想人格——“大丈夫”。     

陈献章哲学的“变易”论说

以“心学”为标识的陈献章哲学,并不排斥气学的蕴涵。天地人物无不在变化流行之中,气化和变易的观点是陈献章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就特定“云潭”发论的动体静用说,也具有一般性的以动为体的意义。动者有形而虚本未形,人需要从静、虚或“无物处”入手,在未变未形时下功夫便能有所收获。心、理、气等诸范畴之间需要统筹起来进行考量。“学宗自然”重在无意而任心。变易观点落实于人事,带来的是修养活动的刚健不息。     

论国际环境法“共同责任”原则

学界对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上一直存有争议,目前尚不统一。在阐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特点的基础上,从学理论证和文本实证的角度分析＂共同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明确＂共同责任＂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仅是＂共同责任＂基本原则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论数字意象“五”文化缺省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

对于一般的西方文化读者来说，数字“五”的文化意象没有任何联想意义，理解时势必造成文化缺省，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数字意泉“五”的重构就成为译者必须慎之又慎的任务。本文探讨了“五”宇所蕴含的传统汉文化，及其译成英文的方法．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道德哲学体系中“集体”的真实内涵——基于整体、个人、集体三者概念比较视野

＂集体＂是一个社会关系概念,切实领悟＂集体＂一词的真实内涵是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倡导集体主义原则的前提。然而许多人往往仅从字面去理解其含义,把集体看成个人的对立面,将集体主义曲解为整体主义,这必将导致集权对个人合理利益的侵犯。因此,将＂集体＂、＂个人＂和＂整体＂三个概念进行比较,总结三者的区别与联系,弄清＂集体＂的应有之义,避免将＂集体＂抽象化和扭曲化,防止虚幻的集体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棋王》是文化寻根作品”之质疑——从《棋王》叙述艺术说起

阿城和<棋王>长期以来被作为"寻根派"文学的当然重要代表,这本身是当代文学史的误会.<棋王>的文学史定位,是典型的创作"体认"超前,作者"默认"居中,后人理论"追认"滞后的文学社会学化行为.<棋王>的叙述学意义探究,如其叙述时间处理和叙述方位(包括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等)设置、故事内容和叙述话语矛盾等,不仅提供大量反证,且可对<棋王>文本欣赏有所借鉴.     

论福建建构“自然与文化旅游中心”的可行性

＂我国重要的自然与文化旅游中心＂是国务院对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的定位之一。福建境内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总量丰富、类型多样,旅游业初具规模,只要抓住机遇,妥善处理若干制约因素,建成＂我国重要的自然与文化旅游中心＂将前景广阔。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