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为何不写七言律?

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不写七言律,包括七言律诗和七言排律,即当时所谓七言近体。在李贺全部作品中,确如姚文燮《昌谷集注·凡例四则》中所说,“斯集唯古体为多,其绝无七言近体者。”李贺不写七言律,是否由于缺乏写七言律的能力?这个问题,在分析李贺作品后,即可得出结论。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

在唐代边塞诗中,胡乐意象得以恰如其分的的运用是构成其独特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考察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及运用方式,揭橥胡乐在开掘边塞诗的题材、构建边塞诗的意境、涵括边塞诗的情感诸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清代边塞诗繁荣原因初探

清代边塞诗繁荣原因初探黄刚中国古代边塞诗在唐代达到了高峰，然而，唐以后边塞诗却呈现出长期不景气状况，虽然宋元明三代，边塞诗还赓续不绝，某些时期甚至还有过局部繁荣，某些诗人在边塞诗创作上还有过令人瞩目的实绩。但是，这七百来年中，边塞诗创作确实处于低潮。...     

胡部新声与唐代边塞诗创作

唐代边塞诗创作繁盛的原因众多,但学界对音乐对边塞诗创作的推动作用一直缺乏深入探讨。"胡部新声"是胡地乐器奏出的有着浓烈异域风情的乐曲,由于受到官方的追捧和推崇,风靡一时,隆盛于唐。唐代边塞诗多旧题乐府和近体,形制短小,适于传唱,娱乐功能显著,内容与胡乐的风格恰相适应,是与"胡部新声"相配的最佳歌词。"胡部新声"的传入与流行从艺术消费和传播的角度推动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与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之间有着不可分割、不容忽视的联系。     

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

边塞诗是唐人对"异域"世界感知的重要载体。初盛唐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边塞诗人对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有了全新的地理感知,这种感知使该时期的边塞诗显得恢宏豪迈、雄浑壮阔;中晚唐时期,西北疆界被不断压缩,诗人对边塞的地理感知随之与盛唐有异,在诗歌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可见,唐代疆域变迁对边塞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从唐代边塞诗人对西北边疆的地理感知入手,可分析疆域变迁与边塞诗创作之间的关联。     

唐代西部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美学品格

唐代西部边塞诗是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 ,乃至中国文学园地中的奇葩。其中最具美学价值的是它的爱国主义精神特性。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 ,从新颖的角度 ,揭示了唐代西部边塞诗所显示的奇而美、苦而乐、悲而壮、“小”而大、和而贵等爱国主义美学品格 ,并强调了它在建设新西部和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中的当代意义。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论周邦彦诗的艺术风格

长期以来论者对周邦彦的研究,往往重视其词作,忽视其诗歌。周邦彦诗现存四十五首,虽数量不多,但体式多样,古体、近体、五言、七言都齐备。其诗呈现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周邦彦诗歌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他文学创作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周邦彦诗的艺术风格

长期以来论者对周邦彦的研究,往往重视其词作,忽视其诗歌.周邦彦诗观存四十五首,虽数量不多,但体式多样,古体、近体、五言、七言都齐备.其诗呈现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周邦彦诗歌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他文学创作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西域怀古诗述评

清代是西域边塞诗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虽然艺术性较唐代稍逊,但诗人及诗作数量胜于唐代。在富有特色的西域边塞诗中,还有怀古诗也独树一帜。清代西域怀古诗的基调是唐家风雨汉家烟,大清一统更胜前。唐家风雨汉家烟清乾隆朝统一新疆不久,史官褚廷璋奉旨参与修纂《...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在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比前代诗人有很大发展,所以在唐代格律诗中大量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且通体专用比兴,力求寄意的深隐与情味的隽永。李商隐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的创新方面,卓然自成流派,其诗从情意、辞采和声韵等方面表达了诗的艺术特点,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独具特色。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唐宋旅游诗词比较

唐宋两个朝代的山水旅游诗是我国古代山水诗并峙的两座艺术高峰,宋诗虽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唐代旅游诗中的边塞诗气象更为大气磅礴、题材更加丰富,在审美上唐代旅游诗更具壮丽之美,而宋代旅游诗则有小巧之美。两个朝代旅游诗风格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朝代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社会风尚的迥异。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     

《黄鹤楼》、《凤凰台》和《龙池篇》——中国诗坛上的一段历史公案

崔颢的《黄鹤楼》是唐七律诗中最杰出的作品,被誉为“唐人七律诗第一”。李白先仿其格作《鹦鹉洲》,而远不及崔诗,尔后又作《登金陵凤凰台》方可与《黄鹤楼》匹敌。对于《黄鹤楼》与《凤凰台》各家评说褒贬不一,但众口之辞占主流的是,李白仿摹崔诗,而未远胜,这使得李白诗名大负。然而,《黄鹤楼》又是仿沈亻全期的《龙池篇》而成的事实却鲜为人知。     

从“音律正变”理论到格调说——《唐音》在元明诗学嬗变中的理论意义

明代诗学以格调说为中心,对中国诗歌的美学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是巨大的。为理清格调说的理论内含,必须对其理论来源进行研究。本文对明代前期——格调说的形成期理论的衍变进行了分析,汰去旧说对《唐诗品汇》的误解,着重论述《唐音》的音律正变理论对于格调说的导引意义。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