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确定性的研究看行为金融学的发展

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有限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是二者交互作用的产物。行为金融的产生是人们对不确定性决策研究深入的结果,因此对不确定性决策的研究将推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将能解释投资者非理性的群体心理学以及将数学领域对模糊集合的研究成果引入金融市场研究,这可能是行为金融学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现代投资决策理论的演进

理性与非理性的纷争构成了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演化的主要脉络。本文从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最初描述开始,系统讨论了博弈论框架下的理性特征、理性预期对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影响、有限理性修正、凯恩斯批判、噪音交易的存在性以及行为金融学关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解释,最后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经济学本质,对现代金融决策理论发展的脉络进行了全面理论梳理。     

有限理性的反思与西方企业理论方法论

"理性经济人"作为一种基本行为假设并非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新古典经济理论以此作为其理论之逻辑基础和出发点是存在着固有缺陷的.由于完全理性假设过分严格,因而提出有限理性成为理论发展的某种必然.自西蒙之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声称有限理性是一个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行为假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分析表明,在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中,有限理性乃是一个既非必要又不恰当的假设.只是一个修辞上的设置,目的在于为经济分析中提出更为核心观点(比如契约的不完全性观点),同时又要避开一些棘手问题而提供的一种便利.这里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有限理性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之间并不具有自洽性.     

市场、有限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各经济人的信心、预测、期望、决策及其自利行为的集合体,同时还是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同外部市场环境互动的结果.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反映了市场行为主体的 价值偏好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市场运营的效率.在市场与经济人之间.经济人的行为受制于 自身预测、决策能力而充满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往往成为"市场自动出清"的制约.从经济人的道德理性和非理性出发,来理清市场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弱点,对于全面把握"市场万能"的真实含义,以理性制约非理性,强化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制大有裨益.     

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的辨析

本文首先强调研究人的行为动机的重要性,进而区分了人的行为动机的两个层次,提出了根本动机的超制度性和具体动机的依制度性,指出了行为动机的多维性、可序性、互补性和互斥性.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论证,提出了精致的有限理性的广义经济人假设,指出了它的两种表现型利己主导型和利他主导型.同时,对理性概念进行了分析,区分并定义了两种理性目标理性和手段理性,指出了手段理性的两种表现慎行和验行,还指出了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各自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对这两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同样是理性的,从而为理性人假设进行了辩护.最后,文章指出了从精致的有限理性的广义经济人假设可以推出的若干命题,尤其是交易能力差异性命题和好人可能干坏事命题,指出了这些命题在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时的重要性.     

财税行为构建论纲

财税行为是财税主体实施的,能够产生财税法律效果,且需要财税法进行评价的行为.从主体上看,它涉及国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行为,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它包括财税执法行为和财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为;从范围上看,它涵盖财政基本行为、收入行为、支出行为和管理行为,但不纳入财政监督行为.经由“主体-行为”范式,财税行为可以提炼出“决策行为-对策行为”的基本类型,前者指决策主体依法作出和执行财政决策的行为,后者指对策主体参与财政决策和应对法律规定的行为.决策行为和对策行为都需要接受法律评价,但二者在评价标准、重点及后果上存有不同.     

证券投资者的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

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引发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来源于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部分发端于政府调控市场的法规、政策等制度安排.面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证券投资者的决策存在着行为属性的界定问题.探讨投资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分析其心理情结,需要对证券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有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括行为决策的属性界定和过程揭示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建构这样的分析框架很重要,它可以让投资者明了自己的投资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情结,可以提醒政府关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投资者决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贯穿于证券市场运行的始终,我们有必要围绕市场价格波动分别对投资者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情结及其行为效用等展开探讨.     

企业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分析

企业投资决策的选择行为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信息不对称、环境不确定性等复杂因素下进行的,企业制度和投资规则在形成投资运作机理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从现实层面来看,企业的投资选择会受到企业投资秩序、规则和程序等的约束,但从主体的行为属性来考察,企业的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也可以通过理性和非理性来描述.当我们结合体制转轨来分析问题时,如果能在特定企业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企业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展开探讨,或许能在微观投资领域拓宽企业理论的分析领域,从而在理论上为企业投资的研究提供一些思想材料.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解析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分歧

以有效市场假说为核心的传统金融学,通过设置理想的假设条件和推导简明的数学公式来分析复杂的投资决策过程,其简洁完美的模型和结论曾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导力量,但却难以解释现实金融市场的诸多异象.基于实验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发展的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和套利原则等核心概念提出了挑战,并将投资者的情绪特征加入决策模型之中,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只有深入了解两个理论的分歧点,才能更好地融合两者,也才能把握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     

决策理论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学主流的融合

决策理论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模型化方法开始用于分析有限理性、知识、信息传递、授权和声誉等问题,决策过程的微观机制由此得以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对实践的启示上,决策理论的模型化方法都是一种有前途的研究思路.     

三种信贷行为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基于商业银行与央行博弈的视角

商业银行在与央行博弈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两类行为,即守制度行为和非制度行为。从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看,前者常常在央行对形势发展的预期之内,而后者却是央行最“头疼”的问题。贷款的羊群行为、集中行为和寻租行为是我国信贷市场上常见的三种信贷行为。这三种信贷行为为我国的信贷制度所不容,也是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消除这三种信贷行为,就要取消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父爱”关怀,改部门银行为流程银行和完善银行公司治理;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金融监管,支持其金融创新;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艺术性,消弭商业银行的逆货币政策倾向。     

公务员非诚信行为的政治学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阈下

信息不对称理论主要研究经济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公务员非诚信行为中,表现为政治委托人(公众)和政治代理人(公务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关系.信息不时称理论的政治学意义就在于作为分析的工具,在诚信政府的建设中,在控制公务员非诚信行为中,我们的思路会更加科学,行动会更加理性.信息不对称与公务员非诚信行为的关系表现为公务员录用前的"逆向选择"和公务员在工作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公务员非诚信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给人民群众带来损失.以制度约束力矫正公务员非诚信行为,即弥补正式制度缺失和发挥非正式制度积极作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政府有限理性约束与贸易保护政策制定——一个从政府认知形成角度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建立在完全理性和信息对称基础之上的贸易保护理论有关贸易保护效果的分析结论,往往与现实结果存在着偏差。本文在理论探讨的前提上引入有限理性约束,考察了认知能力、信息、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制约下的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形成过程,相应地给出了贸易保护效果的决定函数;继之,文章通过三个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在理论上描述了贸易保护政策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的可能状态。最后,作为一种结合实际的探讨,文章分析了我国政府在贸易保护政策制定中有可能出现的有限理性约束状态。     

对"理性三维论"的批判——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

韦伯在其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理性及其发展不同类型,其构成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理性即行为理性,实际上是构建了"理性三维论".笔者认为,"理性三维论"没有弄清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划分依据以及异化原因,只是将工具理性的异化作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提加以肯定.笔者进而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异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而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弥补价值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和异化.     

沟通行动具备独立性与优先性吗?--试论哈贝马斯言语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旨在区分沟通理性和工具理性,而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区分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特别是能否证明以言行事行为独立于并且优先于以言取效行为.文章指出,哈贝马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论证并不特别令人信服,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所构筑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存在根基不牢的危险.     

举步维艰的感性选择--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人员求职行为方式研究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贫乏致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下岗失业人员难以按理性选择原则求职,而主要是在感性意识支配下求职.用感性选择方式求职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再就业的被动性、求职信息匮乏、备选方案缺少和求职行为紧迫等等.只有认真研究失业人员在感性层面上的求职行为,才能有效地把政府设计的企业改革和下岗再就业的理性选择方案落到实处.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理性分析——以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例

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民营企业为改善政策环境而开展的政治活动.中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既要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分析其效果和效益,也要从价值理性的视角分析其社会效应.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完善规范机制、强化回应机制、构建协商机制,是提升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途径.     

不同规制结构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比较

本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规制结构:市场、科层和网络,认为每一种规制结构对应于不同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本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中纯粹的"市场规制"是以个体的"完备理性"为分析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层规制",对应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是"机会主义".而表现为多边关系的"网络规制",对应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是"有限认知".     

风险条件下创业者决策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不少学者曾经从风险倾向、风险感知、创业者禀赋、预期回报以及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创业者的风险决策行为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但在国内这还是一个鲜有涉及的议题。通过文献综述与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表明,风险倾向、创业者禀赋以及环境因素对创业决策风险行为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风险感知对创业决策是负影响作用,即感知到的风险越小,越有可能做出创业的决策;预期回报对创业决策是正面影响作用,也就是说预期回报越高,做出创业决策的可能性越大。因此风险感知与预期回报是创业决策风险行为的两个最直接、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而这恰好符合了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决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