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观点

人们通常总是将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1904-1905)联系在一起，但本文所要指出的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并非如此，它是韦伯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即1919-1920年所新发展出的观点。本文将列举和简述韦伯(晚期)的经济社会学观点，并着重论述其关于“经济社会行动”和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类型(理性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时。本文也将指出，对韦伯本人而言，经济社会学是他常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这样一种更一般的经济科学的一部分。最后，本文将以出现于韦伯著作中经济社会学范例和新经济社会学范例之间的比较结束。     

西方“新韦伯主义”教育观概述

“新韦伯主义”学派为西方社会学中冲突论学派的分支,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起构成70年代以来冲突论学派的两大基本阵营。50年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侧重功能主义;进入60年代,冲突论学派因更能解释社会和教育的变化而取而代之。冲突论的开山鼻祖,在西方被确认为马克思和韦伯。这一学派共同采用冲突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70年代初,这一学派逐渐分化,始形成“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两大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偏重以社会政治、阶级结构的观点看待教育的作用,而“新韦伯主义”的出现则是对“新马克思主义”     

儒家文化与“亚洲伦理工业区”

美国学者H.卡恩在《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把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并以令人信服的经济数据证明,儒家文化在推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方面显示了强大的活力。“亚洲伦理工业区”也许是一个比“儒教资本主义”更为恰当的概念,因为,这一地区能够被看作一个完整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基础。这种伦理基础构成了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然而,对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的讨论由于一些学者对韦伯理论的误解而引入歧途,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对“韦伯命题”重新诠释。     

《理性化及其限制》出版

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专著还不多见,苏国勋同志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则是份量颇重的一本专著。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韦伯的生平和当代“韦伯热”兴起的原因,详尽地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更对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横山宁夫对舒茨现象学社会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

在1990年第7期《国外社会科学情况》中,我们介绍了日本学者横山宁夫对“舒茨现象学社会学与韦伯理解社会学”关系的研究。横山宁夫认为,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的产生,不仅受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影响,而且还受胡塞尔后期     

“法=秩序”命题三论

法和社会秩序是法和社会关系研究,即法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命题。法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孔德、梅因都在其著作中论及法和社会的关系。其后,马克斯·韦伯、罗斯柯·庞德在其社会学法理论中,创立、论证了法和社会秩序的理论命题,在法理论上开创了“法=秩序”的认识,探求出法和社会秩序及社会控制命题的理论体系。二次大战后,法社会学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入目的论和经验性研究的阶段。在“法=秩序”理论研究中,以人的社会行为为基础,考察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法、法作用过程的现实性联系,在经验性的认识基础上,探求合理、现实性的“法=秩序”命题理论。此命题的理论研究已完全脱离形而上学、     

古代文明与“卡里斯玛”——M·韦伯眼里的古代社会

“卡里斯玛”是Ｍ·韦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种特殊的、在并非人人都可企及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超凡”的个人品质。卡里斯玛是提供超越日常生活需求之外的一切要求的基础，这一点在越是远古时代，反映就越明显。因而，文明发展从某种角度来看，恰恰是卡里斯玛“超越精神”逐渐被世俗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要求所排斥的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古代文明有关方面的比较，来说明两种文化在“超越精神”方面的差异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作者认为，如果说中国古代自秦统一后出现的官僚帝国形态，抑制了中国文化中“超越精神”成分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没能产生象新教伦理那样的诱发资本主义的精神驱动力成分的发展，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在驱逐了它的宗教背景之后，同样陷入了一个官僚统治的、敌视卡里斯玛、消解一切“超越精神”的文明发展的困境。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时代命运     

宗教伦理、宗教组织及世俗化因素--刍议宗教伦理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路径

宗教和宗教伦理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历时性因果分析及共时性功能探讨两种取向,但就其研究进路而言,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具有明显的韦伯式分析路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简约化缺陷,难以回答宗教伦理何以发挥其共时性功能;何以产生其历时性之结果等操作性问题.对此,如果在韦伯式的分析路径中引入组织运行和世俗化因素等中介变量,可以使得社会学对宗教伦理的分析得以进一步的完善.     

韦伯社会学方法论及思索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任何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所熟知的,“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的杜尔克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杜尔克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英国社会学家帕金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宏大,思想深邃,其方法论尤为独特,他力图调和社会学理论中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建立了一套以“理解”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领域独树一帜。本文简要介绍韦伯方法论的主要思想,并思索其方…     

论现代人格转型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人的现代化问题。文章对人格作了界定,并对传统人格作了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类型研究,探讨了侍统文化、伦理惯性对当代人的影响,提出了人格发展评判、取舍的原则标准,同时对现代人格转型中的边际人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化”——西德社会学家乔内斯·贝格尔在沪作学术报告

应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等单位的邀请,西德贝格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贝格尔于1981年11月10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题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化”》的学术报告,主讲了现代社会理论及马克思、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几个主要社会学奠基人的理论。他认为在这几个人的社会学理论背景中存在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即都贯穿着“分化”(Differentiation)的概念,但对于这一概念的内容却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贝格尔着重解释了这一概念及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在我们这个似乎已实现了“价值自由”的时代,马克斯·韦伯很少被人视为一位伦理教育者。本文尝试从韦伯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以其关于学术与政治之伦理意义的论述为重点,结合其书信和传记,来揭示韦伯思想中之伦理教育的面向。面对威廉二世时代的精神危机,韦伯力主社会科学虽具有抽象的观念性,但能够向人们揭示文明与历史中的超越性价值,并通过对其客观化实践的描述,令人们看到这些价值理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并产生复杂的变化与后果;由此,学术能够令人明确自身的价值立场及其实践后果,从而培养人的自我清明和求真务实的品质,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朴实地践行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韦伯还告诫我们,要警惕主观理想潜藏的暴力性,认清实践的复杂性和悖谬性,将信念与清醒的现实责任感结合起来。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舒茨主体间性理论再讨论

舒茨从对个体行动的意识分析出发,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伯格森的意识哲学,对韦伯所建立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作了一个意义基础的建构工作,并进而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发展出了自己的社会世界的图景。在这一工作中,对他者问题的处理涉及了一系列深具社会学意涵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主体间性问题。对主体间性之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从社会思想史的传统脉络来看,不仅关涉社会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舒茨的努力下,更成为了一项通过以我群群体为基础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来回答近现代以来社会学的核心方法论问题--社会如何可能--的基本追求。     

韦伯论技术政治及政治的实质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韦伯从"知识宰制"(学术为业)、"心性结构"(新教伦理)以及"技术政治"(支配社会学的类型重建)等三个维度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技术政治作为合法性论证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论进路体现在韦伯学说的各个角落.当代社会,政治科学使得政治的实质日益被中立化的知识和科学的话语外观所遮蔽,韦伯关于技术政治的论述不仅将这种外观以类型学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而且引导我们对技术政治中政治的实质加以反思与追问.     

通过“合意”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重探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下文简称《范畴》）对于发展社会行动具有关键作用，却由于诸多因素让位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从《范畴》内部的论述结构与外部的参照比较出发，进行相关脉络的梳理，以证明该文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然后指出“合意”在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上的双元角色以及通过“合意”所建构的“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三元行动类型。综观之，《范畴》的理论意涵值得我们反思“从行动到秩序”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研究兴趣、事实知识与实践方向

科学的实际发展一方面引起事实知识的愈来愈多的积累,但另一方面重新提出了科学的目标和目的的问题。今天,人们谈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时常常把韦伯关于科学的“价值自由”的主张作为反面观点加以批判。实际上,韦伯仔细研究了我们今天也在研究的一些难题。因此,韦伯关于科学理论的详尽论述能引导我们去澄清我们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也应指出,韦伯在其论文《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价值自由’的意义》申明确反对形形色色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在今天还经常与价值自由的主张相伴而生。尽管韦伯的观点几经修改加工,仍存在某些缺陷。他虽然不否认规范性原则的认识内容,但低估了它。这个缺陷在其体系内是可以消除的。因此,恰如其分地理解韦伯的科学理论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和具有吸引力的。     

企业社会工作模式的“理想类型”及其建构

本文借鉴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分析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影响因素,对企业社会工作模式的典型要素加以突出与组合,提出应当在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内容、介入途径、介入方法上构建适合不同企业主体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企业社会工作模式的“理想类型”及其建构

本文借鉴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分析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影响因素,对企业社会工作模式的典型要素加以突出与组合,提出应当在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内容、介入途径、介入方法上构建适合不同企业主体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要观点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我国社会学家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社会整体系统”、“社会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三种主要类型；从“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分析，这三种观点中都分别存在着在社会学“理论范畴”的层次上已很难克服的“逻辑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三种观点的研究者都必须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在对“社会及其构成要素”、“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等几个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