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理论框架,采用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2010-2016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此外,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我国普惠金融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作用存在某一拐点值,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拐点值后,减贫效应不断增强。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人力资本与交通基础设施都具有减贫效应,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不利。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将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干预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作用不显著。但两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全国样本相一致。     

人力资本区域迁移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国际智力外流模型的拓展

本研究将国际智力外流模型拓展为两区域模型．综合考虑人力资本迁移对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且进一步引入迁移成本,构建适用于中国人力资本区域迁移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基本启示是：中国人力资本区域迁移在理论上完全能够实现人力资本迁入地区和人力资本迁出地区双赢．同时迁移成本的降低将大大促进人力资本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暗含的政策建议是降低中国区域间人力资本迁移成本,加速区域间人力资本合理迁移以促进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

人力资本梯度升级是指人力资本由低至高逐步跃迁的高级化过程,其可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增长。利用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梯度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三梯度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最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时间和地区异质性:随时间的推进,人力资本梯度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东部和高经济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要高于西部和低经济发展地区。基于以上结论,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进一步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关系研究

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运用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关系,并进一步比较了东中西区域发展战略的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互促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则有效地拉动了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异质人力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以上海市为例

人力资本是异质的,其流动既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也会对由若干地区组成的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界定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基础上,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模型分析与实证研究,认为通过调控异质人力资本流动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追赶的影响

通过构建年龄别人力资本存量,利用Spiege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年龄别人力资本对经济追赶和技术吸纳的影响．发现15—24,54—64岁组剐的人力资本对技术吸纳的作用为负,说明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作用阀门效应的存在。因此,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强企业在职培训,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层次才是西部地区实现追赶战略的有效路径。     

教育效能和结构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教育效能、教育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并利用2000～2010年西部地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贫困流动性较弱,存在持续贫困的现象;由于教育质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权衡替代,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不显著;教育质量对城市减贫的作用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为显著;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西部农村贫困减缓具有"门槛"效应,且现阶段教育效能对农村减贫的整体作用为负。由于离技术前沿距离较远,中等教育对西部城乡减贫的意义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发展水平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不断与传统产业融合,持续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对多领域、多行业、多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比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现,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长与地区人口规模增长基本保持同步,这是巧合还是蕴含着内在规律？人口数量增长是否对应人口质量增长？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研究。为此,文章尝试探讨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在分析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省级数据予以检验。研究表明：与中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在东、西部地区更为明显;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同样呈现区域异质性;考虑工业产业结构变动,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国人口流动与输出地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既有抑制效应也有促进效应,其强弱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规模。基于人口流动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混合OLS和随机效应估计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的主效应是负向影响,并随着输出地和输入地收入差距的扩大及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而变弱。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水平和人口流动规模而言,人口流动总体上削弱了输出地的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