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残疾人福利可及性的实证研究

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策略是通过有效提升民众的福利获取水平来满足其福利需要,因而深入探究民众的福利可及性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学术界围绕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关研究众多,但是从福利可及性出发的实证讨论却非常罕见,这显然对于推动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良性发展具有诸多不利影响。在采取均值分析、聚类分析和多元方差模型分析等方式对南京、天津、成都和兰州四城市的846名残疾人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我国残疾人的福利可及性存在严重不足,不同城市的残疾人在福利可及性上具有显著差异,部分具有特殊需要的残疾人在福利获取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风险。研究建议,我国各地政府应当继续稳步推进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积极提升残疾人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并在政策导向上对特殊残疾群体给予重点倾斜。     

社会福利输送系统建设成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一项研究

社会福利的输送是指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将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服务对象,其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输送系统的一致性及可及性,一致性及可及性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由谁来决策控制、由谁来提供服务、通过何种方式提供服务以及机构的组成与数量.本研究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2013年分省区社会福利输送系统进行综合评估后发现,我国社会福利输送系统的建设成效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距,福利输送系统的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关系较大,福利输送人员与福利输送设施的配套建设尚显不足.为使社会福利输送系统更加良好地运行,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调配机制,促进社会福利资源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积极推动社会福利输送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福利设施的配套建设.     

中国弱势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双层解构

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因而了解弱势民众的主观态度对于社会福利政策的未来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社会福利态度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难以对政策实行主观维度上的有效指导,因此本研究依托4 522人的实证调查从国别层面与国内层面双重解构中国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发现,中国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分化而非分裂的总体特征,社会福利态度既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点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的结构性特征,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化并非源于个体认知能力与福利依赖心理,而是源于个体资本因素。基于此,建议积极完善当前社会福利制度,加速推进弱势民众关心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建设,进一步优化社会福利供应体系的外在环境。     

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3～2009年中国省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变迁特征,并通过耦合模型衡量了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借此系统论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明显,且各区域均存在福利的拐点。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下降和福利拐点的到来将恶化二者的耦合趋势。因此,当前各省应发挥增长在二者耦合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并结合自身发展特征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共进,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深化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三类人群社会福利现状的定量研究

我国社会福利正经历着从"小福利"向"大福利"的转型,而认清区域间社会福利的差异对于整体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PSS软件中的均值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从福利供应的角度对我国儿童教育福利、残疾人康复福利、老年人供养福利进行区域差异的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三类人群的社会福利基本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恶化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福利呈现出了决定性作用,且三类社会福利的区域差异程度有内部分化。在认清我国区域间社会福利差异的前提下,应强化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保证福利供应在区域之间的平衡,为实现"大福利"的转型奠定基础。     

老年社会贫困影响因素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一方面对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提出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养老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也由于家庭中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老人对家庭养老的需求依旧十分强烈。利用定量和定性数据,探讨在家庭变迁和公共福利不足背景下老年社会贫困(衡量为健康欠佳、精神慰藉不足)的发生率和发生概率。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公共福利的有无、家庭形式和居住安排、子女数量和性别、子女的经济支持都作用于自评的健康水平和精神慰藉。因此,改善公共支持及服务体系、且将公共福利真正落到实处将有助于提高老人的社会福利。     

从瑞典福利制度看北欧福利国家模式

北欧国家形成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一直受到世界的瞩目,该模式以社会再分配作为基石,通过大面积的普遍性公共资助计划给予国民基本的社会福利,同时辅之以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在分析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区分普遍性的公共资助计划、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三者之间的界限以及模糊地带。本文旨在通过对瑞典福利制度的介绍,透视整个北欧国家的福利模式。     

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调研数据,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参加社会保险和接受社会援助情况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发现农民工在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存在短板,农民工并未纳入城市救助体系,政府在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不足。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社会福利多元参与等方面探讨了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我国养老机构的现状研究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上的增加以及养老观念的逐步变化,社会上也在大力发展着各类养老机构。利用相关的政策法规文献和现有的统计资料分析政府对养老机构的建立和管理的规定、我国养老机构数量和区域分布的特点以及现有机构的利用程度。1999年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养老机构的发展具有指导和推动性意义。1989年以来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在增加,收养的老年人始终占养老机构床位的70%左右。入住农村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多于城市养老机构收养的老年人,农村每千名老年人所拥有的床位数也高于城镇的数量。导致城乡差异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和分析。如何提高现有养老机构的利用程度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失业问题及相关救助制度

失业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影响美国失业问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失业救助作为一项解决失业问题的制度 ,在整个美国社会福利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的失业救助包含两个主要方面 ,即失业保险和公共救助系统。探讨美国失业救助制度的内容和特点 ,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民意基础——基于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调查

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这些因素到底对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至今我们的了解仍显不足。对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呈现出较为明显社会公平取向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制度效果等因素对城乡居民均有显著影响。制度效果、恩格尔系数和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模式取向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国家责任本位的体现——“江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对正在“江村”实施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查,从国家与“江村”农民在农业税与社会保障的汲取与给付的历时态考察,发现“江村”农民的养老保障经历了集体责任本位、个人责任本位,而目前国家在“江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建设中对农民的供款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中国家责任本位的体现。文章还指出实施中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应设定一些“株连一家”的规定,从而让国家责任本位体现得更加充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福利效应研究

文章从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两个维度考察新农合的政策效果。全国10个省30个村的千户农民调查数据显示,新农合的福利性并未得到农民高度的认可,部分农民认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医疗机构、基层政府而非农民。新农合在提高农民看病积极性、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农民健康状况等方面已初具成效。新农合在农民的参与,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实施与监督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了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     

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研究：社会政策的视角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出现了贫困陷阱的困境。对于这种福利供给所形成的贫困陷阱。当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是从个体的福利依赖角度来进行的。但是,基于湖南省长沙市区400余住新贫困社群的调研和对政府的走访资料．本研究解析了城市新贫困社群在现行福利供给体系下出现贫困陷阱的政策原因：缺乏赋权参与社会政策的建设理念,是制约当前新贫困社群需要满足得以实现的症结。建议政府采取针对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参与需要的社会政策来优化政府的福利供给效率。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福利状况: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国际比较表明,无论是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的国家相比,还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福利支出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和滞后。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不仅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弘扬传统文化,而且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福利支出。     

Welfare Participation and Time Use in China

Using the newly availabl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0 survey data and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primary welfare program, Dibao, on household head’s time use pattern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 find that Dibao lowered recipients’ time spent on various leisure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increased their time spent on unspecified activities or being idle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Urban Dibao recipients also tended to spend less time on education activities, while rural Dibao recipients spent less time on work activities but more time on personal care and household activitie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pioneering evidence on the possible link between welfare participation and time use patterns in the global welfare literature. As Dibao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Dibao might have some unintended adverse effects on recipients, including less time spent on leisure and social activities, reduced time on work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more time on being idle. Future reforms of Dibao and its supplementary policies and programs need to consider how best to promote both the economic and holistic well-being of the participants.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分析——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文章旨在通过对调研数据模型化分析,分别从参保意愿和缴费能力两方面描述农村居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状况,并探索影响缴费意愿和缴费能力的因素,从而全面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同时提出可行性建议,为当地政府和其他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参考。     

居住空间、邻里交往与社会距离--基于CSS2011的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CSS2011调查数据,探讨了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经济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家庭经济地位与个人文化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居住空间条件越好,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与邻居互惠性交往程度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研究认为,在城镇现实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下,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缩减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提升他们对农民的心理接纳程度：一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遏制并缩小目前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住房不平等程度;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交往环境,促进城镇居民与包括邻居在内的社区其他居民和进城农民之间的互惠性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