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才集聚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关系的建模研究

城市化进程推动人才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为人才集聚提供了重要平台;人才集聚是城市化水平提升不可或缺的动力和必然结果。我国人才集聚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的量化研究需要借助模型工具,通过对模型信息的深入挖掘．从城市化六大要素角度提出促进我国人才集聚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吉林省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研究

为了探讨吉林省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采用1952²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具有反向的误差修正机制;产业结构对人口城市化影响的短期弹性小于长期弹性,第三产业对人口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强于第二产业;第二、三产业发展是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人口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要强于对第二产业。     

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城镇化进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究了我国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各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从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对城镇化进程影响最大的为服务业集聚,中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而在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工业水平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与人口集聚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农村人口伴随工业化进程向城镇迁移和集聚的结果。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与集聚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我国，除工业化进程这一基本因素以外，国家政策对人口的迁移、集聚和城市化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城市化问题，必须研究影响人口迁移与集聚的相关政策。     

产业集聚、产业协同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北大核心

如何推动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协同发展是我国在人口发展深度转型阶段亟待突破的问题。当前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集聚地吸引人口迁入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牵动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探究服务业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十分重要。研究基于2011-2017年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服务业集聚出发,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将服务业中新零售这一新业态纳入考量范围,设计新零售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三者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对人口净流入的规模的异质性作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有促进作用并随人口净迁入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变为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却对人口迁移具有抑制作用,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二者未能形成良性共振;劳动力迁移则与新零售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关系,因人口净迁入规模有所差异,人口迁出地新零售业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吸引人口回流,人口迁入地新零售业的发展并不利于人口迁入甚至会阻碍人口迁入。研究认为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抢抓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新机会,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妥善安排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因地制宜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格外关键。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文章将流动劳动力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通过引入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探讨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性、经济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模拟显示,随着地区经济整合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印证。     

基于PVAR模型的东北地区城市化、工业化与人口集聚分析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东北人口流动和空间分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特点,利用1987-2015年的相关城市数据,运用PVAR模型,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工业化、城市化和东北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有利于全省人口向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以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为特征的东北工业化发展不利于人口的集聚,另外市场化进程缓慢和指令性经济的影响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影响较弱且持续时间不长。在进一步讨论中,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与PVAR模型一致。目前在东北人口流失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资源集聚优势,合理安排产业比例,完善产业布局,确定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促使工业化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此外,还要减少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实现两者的互动协调发展,以便更好发挥人口集聚优势,带动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产业集聚与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影响:膨胀还是收敛?

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北京的一个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3年北京16个区县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对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强于第二产业集聚带来的促进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下北京人口规模将趋于收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定性分析结果,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人口规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调控方向。     

产业协同集聚与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互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理,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GMM估计方法和门槛回归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至2018年多数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已建立初步耦合机制。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弱—强—弱”特征。当产业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效应具有大幅跃升。     

行业选择与超大城市人口流入区域——基于北京、上海的实证分析

运用北京和上海的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选择金融、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最倾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说明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调控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核心区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是要通过调整科技创新资源和优质的产业资源布局来优化超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     

城镇化、人民生活水平与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机理研究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引入地理地貌虚拟变量,对2010—2013年我国城镇化、人民生活水平与旅游业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3年间中国旅游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且在地理区位上已然形成了稳固的差异化集聚群体;城镇化率变化虽未表现出对旅游业发展的显著直接影响,但是却有着潜在推动作用;城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表现出对旅游业发展的显著正向促进,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则为不相关。此外,旅游业投资、地理地貌情况也对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     

人口因素对CO2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人口因素对我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主要人口因素,但从影响大小上看,人口数量变化对发达省份CO2排放的影响大于欠发达省份,而人口城市化率则对欠发达省份的CO2排放具有更大的影响;家庭小型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因省而异,对不同省份,要么没有明显的影响,要么可能导致CO2排放量增加;年龄结构目前还不是导致我国CO2排放量变化的主要人口因素;综合比较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CO2排放的影响大于人口各因素,产业结构对CO2排放的影响小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而技术进步与CO2排放的关系则显得模糊。     

我国出生性别比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对五普和六普出生性别比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十年中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空间集聚特征更加明显;计生政策、公共卫生水平、经济因素对性别偏好的影响显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对性别比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城市化与人力资本关系研究——基于我国261个地级以上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

城市化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但衡量我国人力资本的不同变量,其影响效果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而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影响也有所不同。采用2004—2010年我国261个地级以上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城市化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区分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人力资本投资对城市化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已超过临界值,负外部性已经显现,第二产业仍是带动城市形成与扩张的主要产业：东部地区城市化对人才需求最大．城市类型并无显著影响．中部的高等教育投资和西部的中等教育投资分别与城市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1970～2009年跨国面板数据,结合三次函数型和对数函数型拟合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97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进程基本符合国际一般规律,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正常发展;但由于认识偏差导致制度障碍,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并未表现出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在逐步缩小,而是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状态,滞后值为12.31%。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推论:中国这种整体下移的发展路径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并降低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     

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湖南省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出发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计量经济方法对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对于产业结构具有长期效应。产值结构上表现为城市化对第一产业具有持久的负向影响,但对第二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对第一产业有着长期的负向效应,对第三产业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但与第二产业长期关系不显著。整体来看,城市化在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演进逻辑与政策启示

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城镇化演进历程,归纳我国城镇化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起步、失常、稳定和高速四个阶段,对城镇化趋势和波动分解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中央强制性政策推动下的地方政府非公共利益无序驱动。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应该坚持：一是中央政策要协调好发展需求“拉力”和政策制度“推力”的关系,防止新型城镇化脱离客观规律;二是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扭转地方政府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非社会利益行为;三是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从拆迁等强制性推动向诱导性推进转型,诱导性推进要体现公共服务先行;四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镇化进程的自动均衡。     

资本类型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自江苏的证据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及主要特征,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剖析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以职业规划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体资本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但作用程度低于其它资本。其它资本中以社会资源衡量的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尤其显著。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远高于非农就业行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规划能力、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的政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arable soils and birth defect risks in Shanxi, China: a small area level geographic study

The burgeoning demand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ut pressure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entire country and hav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t times in areas far removed from cities themselves. Curr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soil, a common by-product of coal mining and other industrial activities, may be linked to risk of birth defects. We examine this hypothesis using small area level data including soil samples and detailed birth records from 2002 to 2004 from 97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a heavy coal-mining region. We find that soils containing arsenic, lead, and nickel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birth defects. In particular, we find a strong positive dose-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birth defects with lead, a moderate positive effect with arsenic, and a dose-dependent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nickel.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ostulated link between arsenic and lead and human birth defects, but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effects of nickel in this context.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