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及深圳实践

利用最低工资制度可以对企业生产成本和劳动者工资进行调控,进而发挥对人口、产业的联动调整作用。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最低工资制度与人口的调控经验,从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区域间博弈等角度来分析区域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对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证明最低工资调整与人口调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在人口或产业转型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2004年调整后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仅能满足低保户的生存需要,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相对偏低,反映了我国劳动者较大的贫富差距;与最低工资标准差距不大,不利于激励低保户的再就业。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改进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政策建议。     

三个社会保障标准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探讨——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文章首先分别运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对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三者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进行了研究。在比较这3种测算方法各自利弊的基础上,分别赋予其不同的权重(比重法占0.15、恩格尔系数法占0.15、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法占0.7),得出武汉市社会保障领域3个重要标准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作者根据该比例关系,提出优化3个标准的建议。     

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调整依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利益的角度构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调整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国287个地级市2006、2007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确定的科学性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最低工资的确定基本能够反映三方利益,是其博弈的结果,如高的失业率会导致低的最低工资水平,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企业利润扩大、外商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可以与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同时实现。但仍存在不足和改进的空间,如赡养系数的提高抑制了最低工资水平的增长,最低工资虽然能够随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水平上涨,但幅度较小。     

基于消费支出比例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研究

消费支出比例法具有经济分享、计算简单、调整方便、易于操作的优势,比较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的替代率可以定在0.2～0.35间,地市级城市可以定在0.2～0.4间。农村地区目前不适合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计算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比例法计算低保标准具有自动调整特征。若低保标准和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在一年内发生变化,第二年将自动调整。现有条件下低保标准的临时价格补贴可以盯住物价,当CPI连续3个月上涨达到或超过3%时可启动临时价格补贴机制。     

信息天地

全球生活费最贵城市:东京居首北京17美世公司公布了2012年全球生活费最贵城市排行榜,其中繁华的东京被评为全球生活费最贵城市,非洲最大产油国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位居第二位;排在前五位的其他三个城市分别为日本的大阪、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瑞典的日内瓦。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均进入前五十名。其中香港排在第九位;上海和北京分别位列第十六和第十七;深圳排在第三十位;广州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并列第三十一位。     

最低工资制度的保障性程度分析——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最低工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它关系到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基本的生活权和发展权。文章从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GDP、CPI指数和家庭人均消费支出5个维度论证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保障程度。结果显示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偏低,难以保障劳动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弱势劳动者的政策建议。     

大城市流动人口特征及管理:以广州为例兼与北京、上海比较

本文根据广州 2 0 0 0年对暂住人口和出租屋的全面登记资料 ,已发表文章中可获得的北京、上海的流动人口资料 ,比较分析三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特点。广州具有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快、平均滞留期短、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和居住出租屋的比例高、女性所占比例高、以务工为主的就业人口及相当于本地劳动力的比例高等特点 ,增加了对广州流动人口管理、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的难度。本文认为 ,改变城市产业结构 ,可以减少低素质外来工的比例和总量 ,但无法杜绝他们进入城市。因而将对外来工聘用单位和对流动人口居住地的管理相结合 ,将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与改变城乡结合部常住人口户籍和用地的二元管理体制相结合 ,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的关键     

五成受访者称剩女收入高 专家称越发达剩女越多

潇湘晨报和大湘网联合推出民意调查显示,有71.15%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内地的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剩女＂最多;一半（50.07%）受访者认为他们身边的＂剩女＂学历、收入、外形都不错,只有4.97%受访者认为身边＂剩女＂收入一般、能力普通、长相路人。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     

Study of Main Function District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The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tricted district,key development district,optimized district appear gradient decrease. While differentiation of satisfaction regarding population capacity appears in optimizing district, key development districts or restricted districts,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between districts or within districts emerges. Using multi-pronged measures to reasonab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guide the movement of population to the suburbs, this is a realistic policy direction for Beijing,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First-tier cities. Other optimizing districts and key development districts should raise their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s short board. Restricted district should increase their financial input and improve their Improve their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劳动力就业城市选择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

中国逐步从定居社会转变为流迁社会,劳动力大范围流动体现在就业城市的自主选择上,该行为对城市工资溢价产生持续影响,同时城市工资溢价又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城市选择。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包含个体选择的处置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存在城市工资溢价现象,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和城市差异性特征显著影响就业城市选择行为;纠正劳动力城市选择的内生二元选择偏差后,发现中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变大,而大城市的工资溢价消失,中小城市工资比大城市更有竞争力。中国城市体系中的首尾优势是劳动力理性选择就业城市的结果,这为中国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政策来实现城市体系的整体优化和内部协调提供了新思路。     

农民工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根据2008年5月对深圳市农民工失业保险现状与需求实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支出水平、再就业的难易程度、在城市工作的年限、长远打算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拓展就业途径等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北京、上海、广州对流动人口的经济拉力因素的分析

本文以推拉理论建立多元线性模型并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改革开放后北京、上海、广州吸引流动人口流入的经济因素。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主要依据微观经济因素做出流动迁移决策;不同城市对流动人口产生拉力的具体的微观经济因素不尽相同,即使有相同经济拉力因素的城市,拉力的大小也有差异;三城市的流动人口就业的分布不同,广州流动人口就业集中分布于第三产业,北京和上海则不然。     

The elasticity of labor demand and the minimum wage

We show that, contrary to widespread belief, low-pay workers do not generally prefer that the minimum wage rate be increased until the labor demand is unitary elastic. Rather, there exists a critical value of elasticity of labor demand so that increases in the minimum wage rate make low-pay workers better off for higher elasticities, but worse off for lower elasticities. This critical value decreases with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increases with workers’ risk aversion. We also show that in some countries the benefits for long-term unemployed are so low that workers would probably prefer that the minimum wage rate be decreased. I thank the anonymous referees for helpful suggestions.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