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 人力资本流动差异性分析

人力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相关却不相同,本文采用2010-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流动方向和流动强度两方面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力资本流动现象加以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方向分析,各省人口净流动方向基本呈现时间一致性并且流入流出区域具有稳定性。在调查期间人口净流出省份为16个,人口净流入省份为15个,没有明显变化。人力资本净流向与人口净流向完全一致,但省际人口净流向与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并不完全一致,山西、广西、重庆等省市的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始终与总人力资本净流向相反。本文采用流出流入比率和迁移选择中心两种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流动强度,结果基本一致。人力资本流动中心与人口流动中心分布均较为固定。2010年人力资本流动强度最大的省份在2016年的流动强度也更强,流动强度在省际呈现惯性和马太效应。人力资本流入最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人力资本流出最强省份始终包括安徽、四川、河南等省份。以人力资本流出弹性衡量人力资本流出强度与人口流出强度的相对强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省份人力资本的流出强度始终大于人口流出强度,西部地区省份差异较大。考虑各省近五年经济增长状况,人口流动或者人力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中部地区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五普"、"六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口流出的角度分析中部各省人口流出的变动特征,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中部总体流出人口规模增速虽有上升,但相对全国有所放缓,中部各省中流出人口规模大的省份有流出人口规模增速放缓的趋势,而规模小的省份有增速加快的趋势,中部省际流出人口的流向选择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效应,流向分布以湖南、安徽和江西最为集中,以山西、河南最为分散。基于2002²012年面板数据建立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具有微弱负向影响;中部省际人口流出不利于缩小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此外,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人口流出总体上降低了第三产业GDP产值比重,相对增加第一和第二产业GDP产值比重。中部地区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中部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出,而人口流出又进一步阻碍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视,缓解中部大量人才外流现象,同时中部人口流出对各省的影响不一,政策制定还需因地制宜。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

依据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经济社会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近10年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增加,总体呈现非均衡“双向流动”格局,省际人口流动的主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人口大省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及邻近省份,省际人口净流入向东部发达经济圈“极化”趋势凸显。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分析发现,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且中、东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的影响较大,西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的影响相对较小。2010～2020年,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影响的东西差异依然显著,南北差异则有增强趋势。     

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

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态势.并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流出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具有显著的阻力效应,但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并无显著的影响;作为流入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吸引人口流入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开放性会继续增强、收入地区分化仍将存在,加上更加自由的流动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省级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将会进一步被强化.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点,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应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定量考察和分析了中国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因素中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关系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空间差异

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角度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迁移的社会学特征,以及迁移人口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此外还从人口迁移量的分布、省际迁入人口对迁入目的地的选择以及省内人口迁移流向选择等几个方面,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及其特征,为进一步加快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2015年我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格局

文章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人口流动的关系矩阵,完整刻画出2015年春运期间全国人口在东部与中西部城市间省际循环流动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主研究结论:(1)2015年2月13日(腊月廿五)至17日(腊月廿九)和2月25日(正月初七)至3月1日(正月十一)是春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两阶段人口净流入(流出)的峰值时段,两阶段各市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正负对应的规律性特征;(2)人口省际流动的近域特征、空间依赖关系并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主导了高强度人口流动,并形成3个扇形辐射区域;(3)识别出全国94个人口流入城市和242个流出城市.在空间上,人口集聚的沿海绵延带与人口流失的中部塌陷带共同构成流入、流出城市的双纵平行格局.     

资本形式、国家政策与省际人口迁移

文章运用条件罗吉特模型(CLGT),从省际迁移人口迁入省份选择性的角度,分析了省级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不同性质的省际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作用;讨论国家与政府在控制和引导人口迁移流向与流量时的政策问题。作者认为,国家宏观投资对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宏观调控是部分失效的;三种资本由于各自目的不同,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引导作用也不尽相同;省际迁移者对迁入省份的选择是个体在自身特征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调整与适应。     

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研究

本文利用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东北地区人口流动变迁进行定量分析。东北地区的人口变动主要是由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净流出是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平均每年流出人口超过200万且数量逐年递增,流向呈现从北到南的趋势。区域流入和流出人口的素质也存在较大差异,人口的流出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有人力资本的流失,区域人口的流出包括了数量与素质的双重外流特征。从区域内部看,辽宁为人口净流入省份,而吉林、黑龙江则是人口净流出省份。     

西北地区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

伴随着经济地理格局的空间演变,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更趋活跃。文章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首先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多区域人口区位选择模型,揭示了人口空间流动的影响机制;然后以西北地区为例,选取2017年CMDS微观个体数据和城市层面特征数据匹配,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检验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从西北地区整体来看,区域地方品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能、收入水平是影响人口域外流出的主要因素,而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及工业化水平有助于抑制人口域外流出;从西部地区分省区来看其影响因素具有区域异质性,宁夏人口域内外流动对于地方品质敏感度最大,接近陕西的16.47倍、甘肃的2.72倍,产业结构对宁夏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也很大,而收入水平对陕西人口域内外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从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看其影响因素亦具有人力资本异质性,大专及以上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的敏感度最大,约是初中及以下流动人口的1.90倍、高中与中专流动人口的1.39倍;地方品质是影响未来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西北地区人口资源空间配置,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大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布局与人口空间分布关系的探讨——以上海为例

城市的不同区位,单位面积所分布的路长、设立的公交站点数差别很大,故路网密度与公交站点密度是体现公交设施空间分布差异性的重要指标。而道路、站点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将在分析上海公交设施设置与人口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人均路长、人均站点数据揭示两者关系,并最终建立相关模型。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了1990-2010年工业化进程中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然后采用STIRPAT扩展模型,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3hm^2增至2010年的1．3699hm^2。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长沙市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2）人口增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导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而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降低。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沙应降低人口负荷,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与变化趋势分析--基于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是经过多年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变动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客观状况,对未来人口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以及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20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少儿人口数量减少且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且比重呈稳定上升趋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比重呈上升趋势,老龄化进程加快。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年型,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各地人口负担系数存在较大差异,人均GDP与总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呈负相关,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呈正相关。经济发达省市区人口负担系数较小;城乡人口比例呈持续升高态势;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城乡老年人口抚养比呈稳步升高态势;乡村人口抚养比高于城镇。     

空间相互作用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长三角的证据

基于以往研究对空间相互作用方向性考虑不足的事实,文章以长三角133个县市为例,构建了融合新经济地理学与中心地理论的理论框架,将表征空间需求关联的总体市场潜能细分为来自同层级、高等级、低等级三个方向,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了总体及不同方向的空间相互作用对长三角地区人均GDP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空间依赖导致的间接溢出效应等因素后,并未发现存在要素价格绝对调整或要素数量绝对调整的证据,总体市场潜能的提高同时促进了城市人均GDP增长与人口增长;就不同方向的空间相互作用而言,大城市的自身发展有利于中等城市的人均GDP增长,大城市之间、大城市对下级城市、小城市对上级城市形成了人口增长的良性互动格局,而中等城市之间以及中等城市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则表现为回流效应。     

老龄化对储蓄和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和社会养老保障支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GMM模型对我国2000～2008年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人均居民储蓄滞后项对基期储蓄的影响作用较大且高度显著;当期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上期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人均养老保障支出滞后项对当期人均养老保障支出影响作用较大且高度显著;当期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养老保障支出有促进作用,而上期老年人口抚养比抑制了人均养老保障支出的增加。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

中国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证程度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中国未来的耕地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会进一步下降,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和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提高;2020年在人均粮食420~435kg的消费水平上,基于18亿亩耕地保证的粮食生产能力可以基本满足14.36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在人均450kg的消费水平上,中国未来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足以支持人口高锋时间的14.73亿人,但受耕地资源有限约束,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很难有进一步提高。从耕地、粮食与人口关系看,中国未来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向食物安全转变,从耕地资源约束的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驱动的食物消费两端着眼:一方面要重视耕地与粮食安全——藏粮于土,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一方面要关注食物与消费安全——倡导适度消费,建立动植物并重型食物结构;从生产与消费两方面来认识和解决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食物安全与耕地保障问题。     

An objective criterion of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 growth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 growth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el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ased on China's present condition and our future goal--to be a communistic society--per capita income was suggest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on. Because the primary requirements of a communistic society and the goal of our socialistic production are material abundance and a highly developed civilization, per capita income is also the best criterion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our "Four Modernizations" program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 with the econom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per capita income also has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it will indicate the excellence of our system and contribute our strength to world peac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continue increasing per capita income the primary goal is increased produc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dela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ly small difference in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 decrease from 1.5% to .5%) leads to a large difference in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investment in the population after many years (e.g. 20 to 40 years). For China's present condition the slower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he better for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faster the per capita income will increase.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数量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1992~2004

通过对影响中国城乡迁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城乡迁移具有比较明显地促进作用;第二,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成为城乡迁移比较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三,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对城乡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城镇失业率对城乡迁移的影响不显著,中国的城乡迁移仍存在盲目性;第四,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迁移的作用不显著。     

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31个省区的主要数据表明 ,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人口数量的变动特点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特别是人均GDP和投资 ,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 ,统计口径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A bioeconomic analysis

The notion of optimal population is recast as a problem of optimal scale (population times per capita resource use). Bioeconomic limits to scale are considered, drawing on concepts from A.J. Lotka and N. Georgescu-Roegen. The ethical choice between many people at low resource use per capita versus fewer people at higher resource per capita transcends bioeconomics, but is unavoidable and highlights the issue of sufficiency as well as efficiency. A policy of increasing resource severance taxes and lowering income taxes, especially on lower incomes, is suggested as a way of serving both efficiency and sufficiency.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Population and Scarcity: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