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分析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的分析,利用“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调查数据,透过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两个影响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了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发展趋势,探析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成因,并提出控制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对策。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及影响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人员构成趋于多元化,特别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及更强的竞争力。在新时代人才竞争背景下,新生代高学历群体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其未来流向选择对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在流入地选择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区域。基于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从个体、流动与经济层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多维特征及各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流动因素及经济因素均对该群体流向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对流向选择影响程度最高,户口性质其次。性别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弱;流动范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向选择影响最显著;经济因素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达、月收入高的区域对于人才具有聚集效应。     

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流动前后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变化;并利用调查所得到的城镇户籍人口生育观念信息,比较分析了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表明,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减少,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理想子女性别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农村流动人口初育年龄推迟,初育间隔缩短,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但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男孩偏好行为的改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

"新生代流动人口"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外二代移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二代流动人口"的概念和划分方式,通过与现有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从理论上进行对比论证了"二代流动人口"群体在未来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为人口普查和各项有关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提供了数据采集方法上的建议,并提出了未来一些相关的研究议题.     

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及其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率较低,而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好于男性流动人口。而影响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合同协商、工会、企业性质等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显著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云南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状况分析——基于云南省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是近年来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趋势。本文利用2013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户规模、收入与支出状况、生育子女、子女入学和独生子女状况五个方面全面分析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态势。对加强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兰州市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一方面他们用自己蓬勃的青春活力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因自身的迷茫与躁动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冲击.如何顺利实现这类群体的市民化转型对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意义重大.通过分析发现,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越好,居住环境越好,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收入水平越高,社会交往网络越广阔,其市民化的意愿越高,越容易融入城市生活.最后,尝试就推进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

采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组织调查的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上海部分进行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间隔的分析,研究发现流动确实延迟了初婚年龄、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年龄,延长了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间隔,证明了中断理论的存在。 Cox回归实证结果显示上一胎生育地为流出地的育龄妇女下一胎在流入地的生育间隔将会被延长。这主要是因为迁移人口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疲劳和不安定的状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负担使他们无暇顾及或者不愿意在此阶段生孩子,从而干扰了妇女的生育行为。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澄清了当前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愿景。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未来。文章最后给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建议。     

A study o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armer-turned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The article uses the survey data about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farmer-turned migrant workers. Next some incorrect general ideas on this subject are clarified. And then future vis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farmer- turned migrant workers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different generation farmer- turned migrant workers has no essential change and there are no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s in many important issues. At the end, we attempt to giv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初育间隔与人口控制——来自厦门流动人口家庭问卷调查的启示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控制对于人口规模与结构的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育时间的选择作为影响流动人口生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体现在对各孩次生育间隔的控制上。本文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主要对厦门市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初育间隔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并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控制问题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分个人背景、流动经历、婚育状态、配偶背景等几方面对流动人口的避孕知识了解状况、避孕知识获取渠道以及避孕措施实施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对比分析和多因素影响分析,并建立多分类有序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避孕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总体避孕知识水平一般,受教育程度、流动经历、职业、孩子数量、避孕措施实施等方面是流动人口避孕知识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及其代际差异

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心理学效应--禀赋效应,即个体出让某物品估价高于得到此物品愿意支付价格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70%的被访者存在人力资本禀赋效应,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应得到的收入估价是对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购买价格的2.9倍。人口学、社会和经济特征对于是否会产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禀赋效应的强弱主要受到就业身份的影响。雇员愿意出让价格大大高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就会出现交易困难,导致"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出现。事实上,雇员月工资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非常接近,雇员只能被迫降低愿意出让价格,以适应社会,摆脱"找工难"的困境。第一代流动人口比第二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感更强。与第一代相比较,第二代流动人口中的雇员所期望的薪金更接近于雇主所愿意购买的价格。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流动人口弱势空间与犯罪——对广东省东莞市的实证分析

为深化对城市空间与犯罪关系的认识,本文对广东省东莞市进行了个案分析。结合报纸报道、社区警务数据和实地研究发现,多发犯罪具有较强的流动群体空间指向性,涵盖了流动人口直接居住和活动的邻近区域、与流动人口消费和出行习惯相联的场所。要改善犯罪阻遏的效果,应增强流动人口及其活动空间的防御能力,强化流动人口和各方常住预期和长期责任感,从治安短板入手提升总体社会管理水平。     

流动人口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社会变革与城乡变迁中最令人瞩目的人口现象,但是在生育率研究方面,人口流动的影响到底如何仍然并不十分清楚。本文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对流动人口进行了识别,并通过计算和比较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生育率水平与孩次和年龄模式方面以及户籍性质方面的差别,表明人口流动极为显著地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并进而在全国层面产生了降低生育率的显著影响。因此,流动人口不仅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而且还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破除流动人口就是超生游击队的陈旧观念,并认识到人口流动实际上是生育率降低的有力促进因素之一。     

乌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现状及对策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是困扰计划生育部门工作的一大难题 ,是影响计划生育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把乌盟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置于全国、全区的大背景中 ,利用人口普查、国民经济统计公报、计划生育统计报表、小样本抽查、专题调研等数据进行分析、对比、讨论 ,结合实践进行理论思考与科学总结 ,找出带有规律性的思路与方法 ,并对现阶段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差距进行深入地剖析 ,据此提出思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