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25个省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FDI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看,现阶段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区域看,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 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促进效应较弱.为此,本文提出要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服务业外资引入政策:加大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水平;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制造业,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向中西部转移;优化沿海地区服务业FDI结构.     

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

人力资本梯度升级是指人力资本由低至高逐步跃迁的高级化过程,其可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增长。利用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梯度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三梯度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最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时间和地区异质性:随时间的推进,人力资本梯度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东部和高经济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要高于西部和低经济发展地区。基于以上结论,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进一步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新世纪安徽省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是安徽省当前和以后一段时间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当前,安徽省劳动力就业问题包括就业歧视问题、非公经济的不发展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问题等。要全面充分地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对症下药外,安徽省还必须正确认识处理效率优先与就业神话、政府主导与社会神话以及人口擎肘与经济神话的关系。     

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和2014两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农村低保对具有劳动能力受助对象的就业激励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当就业状态变量纳入工作意愿信息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不同的低保救助金额所产生的就业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获得较低救助金额对受助个体产生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而获得较高救助金额能够对受助个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按照社会人口特征分组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在女性、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就业效应。按照地区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低保的负向就业激励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采用多种匹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为了缓解负向就业激励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福利依赖问题,未来农村低保制度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优化:第一,通过设置就业收入豁免和救助渐退政策来降低低保金边际税率;第二,逐步解除农村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捆绑关系;第三,采取更加积极精准的就业援助措施来促进低保个体参与就业。     

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产业升级与大学生就业——2001～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实质不是就业数量问题,而是就业质量问题。大学生就业与生产效率关系密切,因此文章将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产业升级3个效率变量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引入大学生就业模型,并对2001～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大学生就业比重与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及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性;(2)技术进步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效应在时间轴的表现强于省级截面轴;(3)大学生就业对提高资本深化产出效率意义重大,但资本深化拉动大学生就业的实际效果不够显著;(4)产业升级带动大学生就业不能独立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并且与区域生产效率正相关。     

四川人口素质水平的统计分析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对四川省21个市、州人口素质水平进行了排序和比较,并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分析了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以便为更好地指导和规划人口的高素质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我国隐性就业的现状、效应及政策分析

隐性就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保障制度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就业形式,具有双重社会效应。一方面,失业(下岗)人员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再就业,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实际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面临的失业难题,而且对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就业机制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隐性就业加大了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成本,损及社会公平,并导致就业市场信息失真,误导政府的宏观决策。但从总体上看,“隐性就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弊大于利的。本文从劳动统计、就业体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为隐性就业的显性化提出了几点建议。     

新兴产业发展的就业创造与破坏——基于鲶鱼效应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工业分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部门,通过构建基于鲶鱼效应视角的“两部门”模型,分析新兴产业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及其作用路径,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讨新兴产业间接就业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以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新兴产业发展通过“提升就业创造率”和“降低就业破坏率”两条途径直接促进工业就业净增长;（2）新兴产业通过传统产业对工业就业净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3）新兴产业创新能力、传统产业知识吸收能力和劳动力质量可以强化新兴产业对工业就业净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文章认为,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上,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对接融合,提升新兴产业创新能力、传统产业知识吸收能力和劳动力质量,是充分释放新兴产业就业带动能力的关键。     

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研究

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衍生出多种新型就业形态,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理基础上,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效应。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均正向调节了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减弱了产业数字化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区外包水平会强化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全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提高FDI和外包质量,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收入分配效应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借助社会调查数据,文章通过模拟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采用直接法计算出调查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村收入分布的均等,非农就业量与农村收入均等化之间呈倒U型关系趋势。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合理选择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式的建议。     

市场经济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年就业问题研究——对102团的实地调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兵团的发展和强大直接关系着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的统一和强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兵团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一定冲击,引起青年大量外流,使青年就业问题日益突显。我们知道青年劳动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扣地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对于兵团来说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兵团青年的价值观与就业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东北地区就业体制转换及其障碍分析

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最强的地区,从传统就业体制向市场化就业体制的转换较慢。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中,国有企业转向市场化就业体制的内在动力逐步增强,国有企业内部两种就业体制并存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近年来,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持续下降,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释放冗员,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自身调整雇用制度的结果。     

我国公共投资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的公共投资对就业总量和三次产业就业量的影响。经验分析表明增加公共投资能够带来就业增长,公共投资可调整就业结构。同时,公共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2期滞后。而与非公共投资相比,公共投资在促进就业增长上的作用较小。     

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扩展的杜森贝利消费函数,以区域差异的视角对东、中、西部地区1997～2009年的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长短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其政策含义是:应加大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人们的不确定性预期,实现居民消费的稳定性和经济健康发展。     

大连市就业状况及劳动力供求演变趋势分析

就业是当今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正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连市而言．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就业和劳动力供求趋势是政府和社会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统计资料．深入探讨了大连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发展趋势,指出,按目前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2015年前后大连将真正迎来劳动力短缺期,此后劳动力缺口将持续扩大。并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要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持续增长．今后大连市应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才引进力度,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同时加快科技进步步伐．全力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应对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青海“拉面经济”现象的分析

青海拉面经济成为青海众多农村劳务人员致富的成功法宝。本文分析了青海拉面经济的现状、经济特征以及成功因素。青海拉面经济的成功主要包括独特的生产要素、广阔的需求市场、独特的竞争策略、政府支持等;青海拉面经济带来了收入、就业、社会、其他产业等效应。是落后的青海省同发达的东南沿海互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典型案例;文章最后得出了几点启示,并提出了青海拉面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吉林省就业问题研究

从20世纪末期吉林省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就业增长率为负的现象,直到2000年才实现就业的正增长,但就业增长率始终在低位徘徊。目前吉林省工业化水平处在中期起始并加速发展阶段,要实现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就要统筹做好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劳动力三个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工作,逐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Calculating a GPI for Liaoning Province of China

The conventional equa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with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has dominated policy thinking for at least 50 years. However, a variety of authors have pointed to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lled fo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more representative measures of progress to be developed. Therefore, a variety of ‘adjusted’ indicators have been developed. The robustness and reliability of these indicators is still a contentious issue. But these attempts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se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o conventional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progress, well-being and sustainability.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is one of the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ly it to Liaoning Province, this paper evaluates Liaoning’s GPI from 1978 to 2011. GPI, Per Capita GPI and GDP of Liaoning a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It is concluded that GDP and Per Capita GDP of Liaoning grow much faster than GPI and Per Capita GPI. Grouped all components of GPI into three categories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it shows tha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lags behind economic growth in Liaoning. This paper is till now a unique application of GPI indicator in Liaoning and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and also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for the Index of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given finally.     

迁入地就业容量与就业风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运用2001～2008年广东省的面板数据,考察就业容量和就业风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迁入地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容量足够大时,劳动者为追求就业机会选择迁移就业;而迁入地的就业风险又会减少地区的吸引力,对劳动力流入有负作用。要实现劳动力平衡流动和平稳就业,就必须平衡发展地区经济以扩大总体就业容量、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统筹社会保障以减少就业风险,减轻失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