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与冯梦龙《情史》评辑的价值指向

作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选择以"情"立教,与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的经典追源密切相关。这一"追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上溯"六经",追寻被后世遮蔽的"情"之本体论地位,下及"古今情事之美者"的小说,发掘"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的内在结构,从而完成一个"情教"的文化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是在晚明"情文化"思潮发展背景下,中国哲学由"灭人欲的天理"转向"存人欲的天理"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理论成果。它以纳"情"入"理"的方式,纠正"情"的偏向发展,欲使"情放"走向"情正"。同时为达到教化目的,又在以"情"为本位的基础上,与儒家"诗教观"实现了对接,将《诗经》"兴、观、群、怨、多识"的教化方法,直接运用到《情史》评辑中来。     

披文缘情话婉词

“人非太上,未免有情。”。这句话最真实地道出了情感于人的不可取消性。诗发端于民间,它最初的出现就是用以表情:情侣间相随相爱的恋情,先民生之艰难的怨情,弃妇被始乱终弃的恨情,男女间相爱不得相亲的愁情。情构成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发生的原动力。可这种发端于心头、流淌于唇齿、落墨于笔端的自然之情被孔子以删诗之名部分地删掉了,孔子的删诗不惟删掉了诗之篇章,也删掉了诗之本能情感,诗的表情功用被意所替代了,情感中最真挚、最自然的部分:爱恋之情、欢悦之情、愁苦之情无法表之于诗,唯有积压于心灵深处。现实生活里,人面对着春花秋月、行之于他乡异地,回忆起往昔恋情,难免感事伤怀,愁肠百结。生活中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的,可传统诗却不允许抒写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情感,它要求表现生活的文学要免于有情。这就是传统诗对生活的背离,对人的背离。     

谈教人求真

童心可爱,像水晶一样透明,像钻石一样闪亮,像雪一样纯洁。明朝李贽说：“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人才培养目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有真心、做真人,就是要让孩子说真话,驳假话,要务实。     

为音乐而音乐——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文章.出于反名教的需要,嵇康有意混淆了声音与音乐的区别,从而否认音乐具有哀乐之情,并进一步否定了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嵇康的贡献在于认识到音乐的本质是“和”,音乐就是“八音克谐”,其作用是愉悦人的情感,平和人的性情.嵇康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声无哀乐论》开了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之先河.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初唐政治文化结构分析

本文所谓“初唐”,主要指高祖武德建国迄于 武则天专政改制这一历史时期,凡历高祖、太宗、 高宗三朝,出于论述需要间或略作上下延伸。初唐 三朝中,高祖草创,万事未暇一时毕举,而高宗政 事多因循贞观之旧,唯太宗贞观二十余年功业蔚为 宏观,故不得不作为讨论重点。所谓“政治文化结 构”则指其最高统治集团即君相及主要大臣的文化 构成。不能不承认,最高统治集团是各类社会事业 的组织者、领导者,是社会风尚的向导,其于文化 发展又往往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其文化构成不仅关 乎一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尤其是文 化的发展,而且也会对…     

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

本文认为,民初言情小说是小说史上新的突破。它源于民初特定的社会环境,是“人”的意识朦胧觉醒的反映。民初小说家的指导思想是“唯情主义”,不敢否定礼教的权威。他们既感受到爱情前途的黯淡,又对实行家庭革命的新女性深恶痛绝,这种无法解脱的矛盾使他们看不到出路,从而逃避爱情,转向宿命和礼佛,但是他们的探索有益于推动文学与历史的发展。     

《樊川外集》诗辨伪

北宋熙宁六年(1073)杜陵田概编就《樊川别集》,序云:“集贤校理裴延翰编次杜牧之文,号《樊川文集》二十卷,中有古律诗二百四十九首。且言杜牧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所言“集外诗”,即《樊川外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著录,据田氏序     

文质

苏洵曰:“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忠也,是犹欲移山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为不然。夫自忠而至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 人徒见宫室棺槨舆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见馈食之礼,殷之时备于夏,周之时备于殷,遂以为自忠而入质,自质而入文,由人之喜恶而然也。人诚喜文而恶质与忠,则宫室棺槨舆服     

创造：理性人的游戏

“人是理性者”这是近现代西方哲人的命题,但是人类所有伟大的创造都是在巨大情感和游戏之乐的牵引下,在理性人的高尚游戏中产生的。游戏之乐是一切创造的基础;游戏者就是创造者：“童心”的“至人”、素朴的“天才”;游戏态就是创造态：“以天合天”、“游戏神通”;游戏的心智之果就是创造成果：“天地大美”、“万物成理”。     

世纪告别--文学规律性现象的思索

回思刚刚过去了的百年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 ,有一些现象值得反思 :如“文学回归文学”的提出 ,纯而又纯的文学 ,失去了价值意识系统的支柱 ,文学的归属与定位陷入了迷惘 ;又如文学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对于文学不仅仅是一个“主题” ,而且是文学的依托 ,文学需要道德的“中介”作用实现审美化 ;再如 ,文学写生存状态与人之存在意义的质疑 ,二者不是对立而是在融会中诞生杰作 ;还如 ,文学的新思维 ,不但要面对家族、社会之人际关系 ,今天尤应面对人类与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 ,迟来的环境文学不仅仅是一个“题材” ,而且是拥抱全人类、拥抱整个地球的未来文学。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本末论与王弼的哲学贡献

秦汉时期流行三本论,并由此产生混乱。王弼首次提出一种单一本源论即本末论,认为自然之性是本,而仁义等名教是末。仁义名教产生于自然之性。王弼主张崇本举末,即不仅重视自然之性,而且肯定后来的仁义名教。为了突出自然之性的本源地位,对名言、名教等文化保持批判的做法是必要的。圣人有情说体现了王弼对作为末的情的肯定。     

思想史上的李梦阳与《空同子》——兼评王昌伟《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的几个观点

《空同子》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李梦阳的思想观念,如批评宋人“不言理外之事”,以为“真天子怪异多”“理欲同行而异情”,重视诗歌的风化作用等,都很有特色。新加坡学者王昌伟的专著《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对这些论题作了视角独特的解析,认为李梦阳强调世界本质的多元性,皇权具有半神圣性,主张“情”的表达应该得当,其以表达自我为核心的诗学独立于“学以治国”的宏大目标。笔者则持不尽相同的看法,认为李梦阳重视现象世界的丰富性,尊崇皇权是为了弘扬“治道”,重视理、欲之辨,始终强调诗学为政教服务。王著注重长时段及知识结构分析的视角与方法值得借鉴,由此论证李梦阳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观点颇有启发性,也不无商讨余地。     

对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考察

河南省临领县南街村因其独特的发展模式而闻名遐选，参观访问者、调查研究者纷至沓来，对其“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支持者羡慕、赞叹之情溢于言表，反对者怀疑、讥讽毫不掩饰。对南街人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实行准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之既“超前”又“过时”的做法，许多人都认为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谜，对南街村的不同看法也源自对这一谜的不同诠释。笔者最近对南街村考察后作了一番思考认为，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角度分析，认为南街村的做法并不是谜。甫街村的特征之一田是“富一。IWe年该村完成产值12亿元，lo…     

关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一个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全国性纯文学社团。它提出文学要“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①被目为“人生派”。文研会于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作人等十二人。该会成立不久,书记干事郑振铎由北京来上海,会务亦因此移之,除上海遂成为活动中心外,北京、广州、郑州、宁波等地都设有分会。②关于北京、上海、广州、郑州均已有研究文章见诸于世,惟独宁波分会似还未有人涉猎,即便涉及也作疑案立存,③笔者有感于此,特掇拾有关史料缀文表出。1 宁波分会建于文学研究会鼎盛的二十年代中后期。从宽泛和通达的眼光看,文研会宁波分会的活动地域除宁波外,似也包括上虞春晖中学乃至江湾的立达学园。因为是时的分会成员系“火车教员”、“轮船老师”,他们在宁波任教,又在白马湖兼课,并及立达学园义教。1923年7月,上虞     

论晚明文人情本思想的传播

晚明文人的情本思想发展有清晰的逻辑轨迹可循:首先在观念上提升"情"的作用,提出"情本"概念,然后,借助戏曲、小说、小品文等文学载体强化这一概念,当他们意识到"情"的无序和泛溢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又在不遗余力地呼唤"理"的回归。他们试图坚持情理合一,找到一个平衡的最佳点,以此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良方,但实际上,极力彰显的"情"全部湮没在无情无欲的"理"之中,终与宋明理学殊途同归。     

天文、人文与文章：先秦两汉之“文”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代“文”的内涵复杂，其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天文、人文与文章三个层面。就天文之“文”而言，它指自然万象及背后运行的宇宙之道的绚烂呈现；就人文之“文”而言，它指被礼仪章程规范的“守礼”之人的行为、情感和言语的雅化，此内涵进一步被“文质”范畴拓展和深化；就文章之“文”而言，它既指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指创作过程的特质，即对文饰的重视，由此导向了后世尚“丽”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再论《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兼谈《浮生六记》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共同特征

关于《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我们已在《北方论丛》1990年第1期上撰文论及了,但由于版面所限,此文未能对之作全面的阐述,有些问题也未能展开,因此总有“意犹未尽”之感,所以又撰此文以补缺憾,故名之曰:再论《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文所指的“抒情小说”乃是从广义上来讲的,它既包括废名、沈从文等人的“纯抒情”小说,也包括郁达夫、庐隐等人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文学。因此,我们是将《浮生六记》与整个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来作对比的,并且将通过这种对比来进一步阐述《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一我国古代文论历来重视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以诗而论,从陆机提出“诗缘情”说起,便为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所接受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六朝以后。尽管各个作家(评论家)的具体看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