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鱼鳞图册看徽商故里的土地占有——以歙县《顺治十年丈量鱼鳞清册》为中心

清初徽州府歙县鱼鳞册所见,各阶层土地占有量低,宅基地在册登记,地权呈零细化。明清歙县长龄村郑氏家族为著名徽州盐商,在故里占有屋地。册载土名反映,富商与自耕农、佃仆的居住条件不同。明代徽州地权渐趋分散,至清代占有土地多者不过数百亩。自然环境和赋役政策使得经营土地无利可图,徽商在故里占地以非生产用地为主。明清宅基地纳入田赋,徽州非生产用地约为在册登记土地总面积的10％。歙县清初土地清丈考虑到徽商在外,注意维护其在故里的土地权益。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地租额与粮食亩产量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地祖额与祖佃田地的地权性质和自然条件相关联;佃户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低,佃户不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则高;租佃田地为“高田”地租额高,租佃田地为“低田”、“荡田”地租额则低。另外,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粮食亩产量以及复种指数也与田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联:“高田”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低田”、“荡田”的粮食亩产量。     

“鱼鳞图册”始于何时

“鱼鳞图册”是明代用作登记、调查、统计全国土地的一种簿籍。《续文献通考》卷二记云: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鱼鳞册成。帝既定天下,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贴脚诡寄。是年命国子生武瀛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契约文书所见清中期秦安县的土地、房产交易——以六件秦安县新见契约文书为中心

该文对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六件新见契约文书进行了整理.这批契文的成文时间集中于清中期,跨越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均为田地、房产买卖契约.这些契文对交易产业的来源、出售原因,土地、房产买卖中的宗法关系等交易要素都有所反映.同时,从契文中看,在清代秦安县的田地、房产交易中还存在买方向卖方支付画字钱、舍业钱等礼银,以及双方利用...     

明代大名府官民田土考

明代土地人体上可分成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明史·食货志》说:“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皂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产兼)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官田入各级政府土地赋役册籍的主要是庄田,屯田等等之外的一般没官、入官田地。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尤其是苏松地区。这是因为,明初封建王朝在这些地方不仅接收了宋元等朝大量的官田,而且还新没收了同明太祖敌对的封建割据头目以及豪强富户的田地。在北方,一般的情况是官田寥寥,惟有北直隶的大名府,据正德《明会典》之记载,官田却高得出奇,有五百十七万亩之多,竟占了当时全府在册田土百分之九十九·五一。这不仅在北方是绝无仅有,而且也超过了江南官田问题最严重的松江府而雄距全国之首。对此,历来有不少研究者甚感疑惑,认为很难凭信,但又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解释,以致成为明代土地制度研究中的一个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些考证和分析,解开这个悬而未决的疑窦。 大名府官田畸重,最早系出自正德《明会典》的记载。据该书弘治十五年全国分区官民田土数,官田最     

榆中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研究

随着人口的过速增长,人口—粮食—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当前世界经济的加剧扩张已开始超过地球某些生物系统的负载能力,关键资源开始耗竭。在诸多资源中土地资源是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加强对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的研究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该项研究能为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土地、农业、人口政策和生产、计划与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本项工作是在榆中县农业综合区划,农业发展战略,1:30万土地资源图编制及面积统计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额亦都史事钩补——读《衍庆录》札记

家史稗乘的史料价值及其与正史的参证关系,早已为许多治史大家所重视。弘毅公《衍庆录》(辽宁省图书馆藏),就是一部颇有史料价值的私家摭拾。《衍庆录》是清代开国元勋额亦都家乘,编纂者爱必达(额亦都曾孙),乾隆十一年(1746)刻书,二册十卷,前附一册,内     

“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已脱稿

数达80多万字的“中国历代入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系中山大学教授梁方仲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多年精心编著的巨作。该书广泛搜集了我国自西汉到清末约二千多年间有关户口、田地及田赋数字,制成统计表213张。全书分为正编、附编、别编等三篇。正编按内容分为甲、乙两篇:甲编主要是关于全国户口、田地的总情况和历代户口在地域     

县级土地整治规划可行性评价体系研究

当前土地整治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国家更高的重视,新一轮的土地整治规划也面临着更高的编制要求,而科学地对其可行性进行评价,是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针对最为具体的县级土地整治规划,深入剖析了其规划可行性的概念和目标,界定了县级土地整治规划可行性评价的原则和内容,并根据其内涵构建可行性评价体系,为具体分析编制条件、规划目标、规划效果、实施过程,度量县级土地整治规划可行性提供了可行的参考建议.     

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方式

本文试图运用所有权理论描述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方式,并对该所有权的涵义、表现形式进行厘清,进一步论述了其变动方式,认为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土地被称为"田”或"田地”,其所有权的变动特点在朝代更替时,国家土地所有权变动取决于政权的替代;在一个朝代下,其变动方式十分复杂.不管何种情况,在本质上均为权力行为.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浅析

中国古代曾盛行过三种土地制度，即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这三种土地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一般认为，所谓“井田制度”有两种含义：一是田地的形式。当时的田地上一般都有着齐整的沟渠和道路，大片的耕地被划成许多方块，每个方块大致为一百亩，称人“一田”，由一人耕种。田与田之间，什沟修路，既是水利，又是田界，也便于行走。这些方块的界划，放眼看去，很像“井”字的形状，所以称为“井田”；二是经营方式，也就是剥削方式。当时的田地归全室所有。贵族们将其中的大部分分…     

清中叶江西的土地债务与日常生活——以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为中心

清代江西土地买卖形式多样,土地所有权复杂化,借贷频繁,土地债务关系深入生活从而日常化。清中叶江西租佃制流行,主佃关系却不甚融洽。江西的押租制较为典型,租地需要向出租者交纳押租钱,出租者转佃还可向新的承佃者收顶佃价银。出租者收回出租地自种、转佃或出卖,租地者因租地期间投入资金或多余劳动,要求出租者应还工本,出租者不允,则引起纠纷争讼。生活中财产关系日常化,人们因经济困难,为救急常把田地、山场典出,以获得典价钱财,待经济好转再将田地、山场赎回,但是由于回赎无力,或是典进者反悔,或是双方的找价,或是改为绝卖,引起纠纷。民食不足而借谷、借钱的行为时常发生,而不能偿还或者偿还不当,也会引起纠纷。日常生活中的清中叶江西土地债务关系,不仅充满博弈、纷争,也处于通融、互惠与共有的状态。     

明清时期地方土地数据统计机制研究——以河南诸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的区域土地数据通常是由不同种类的土地数据折算得到的财税数据,定额赋税、土地生产力差异和级差地租等是制约县级政区调整纳税数据登记方式的决定性因素。辖区登记方式的调整既体现了原额赋税下,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同级政区间不同登记制度的差异性。     

清代新疆的水资源分配制度

在规划新疆屯垦、考察新疆各地的水利和土壤条件时,清代官员确定了以水定地的前提条件,即根据水源多寡和土壤条件,确定垦荒地点、位置和范围;计亩征粮,根据土脉和水利,确定土地等级和税粮征收等级。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确定分水的制度原则有二:一是以田定水,计亩分水,只有纳粮地亩才可以使用水资源,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经济原则;二是由下而上,按时按户,轮流浇灌,体现出兼顾公平和良性有序的社会原则。平均分水,不是指各县庄村户所得水期相同,而是指在同一千渠或支渠下,每一在册的额地额粮单位,所得水量或水期相同。     

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是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得研究土地问题。然而,人们对广西历史上的土地问题至今还很少研究。本文试就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作初步探讨。明代广西的田地,从所有制来说有官田、民田两大类。据嘉靖年间方瑜《南宁府志》(卷三)载,当时南宁府属各州、县的     

论清代旗地占有形式的演变

旗地是清政府分配给八旗兵丁亦即旗人的土地,又称“份地”或“一般旗地”,是清代国有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旗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清入关前和入关初,实行兵丁份地占有制,即土地由八旗兵丁占有和耕种。清中叶后,随着八旗份地私有化趋势加剧,清政府被迫改变旗地占有形式,由兵丁占有改为国家直接占有,陆续设立了八项旗租地、随缺地、伍田地等“公产”旗地,以维护旗地的国有性质。但旗地私有化的历史趋势是阻挡不住的。到清朝末年,几乎所有的滚地都已经转化为民间的私有土地。     

洪武中后期江南里甲制度的调整

洪武十四年(1381)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里甲(黄册)编制,存在着不少问题。里甲制度本身的设计存在着诸多缺陷,并由此导致了里甲组织在赋役征发中的可操作性出现了问题。为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予以改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确立户等、编制赋役册,来解决里甲杂役的佥选标准及轮充次序问题;规定以“都”为里甲编制的基本单位,同时调整有关“畸零户”的规定,以解决里甲编制中的地域范围问题;重新恢复粮长并划定其管辖范围(“区”),重组以里甲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等等。正是这些调整,才使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第二次里甲(黄册)编制得以顺利进行。     

明中后期下河地区的水环境与赋役体制改革

明嘉靖以来,由于水环境的恶化,下河地区的州县普遍面临赋税征收的困难。府、巡按一级的官员,根据水环境与水利系统维护的差异性,一方面蠲免受水之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等州县的部分赋税。另一方面,自正德年间始,将受水患最为严重之兴化县的部分赋税调剂至泰州、江都、如皋等滨江州县,试图通过在州县之间的调剂完成赋税的缴纳。这一措施虽然得以短暂的推行,但是却损害了被额外摊派赋额州县的利益,万历初即无法延续,只得采用钞关船税银、支修河夫银、仓稻米、漕折银、赃罚银等田赋之外的其他经费筹措方式。兴化县最早采取田地清丈、整顿里甲体系的措施,进行赋税征收体系的调整。嘉靖、万历时期,泰州、如皋施行民灶分征,其目的皆是控制更多的可缴纳赋税的田地与户口,整顿赋税征收的秩序,缓解完纳赋税的压力。     

1931-1936年华北农村地价下跌的社会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西方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大量地向中国廉价倾销洋米、洋麦,国内粮价跌向谷底,土地收益下降,经营农业无利可图,这使土地价格也随之下降。华北地价下跌较中东部更为剧烈,地价的跌落给华北地区农村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使土地走向集中,阶级分化加剧,资金流向城市,高利贷盛行,农民生活日趋贫困,农民离村率上升,流为土匪的人数日增,田地地力普遍下降。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