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命运

在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探讨王夫之论命运有其特殊意义。命运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人类从有智慧始,就反思命运问题,中外概莫能外。唐尧时认为命是某种外在力量,冥冥中支配人的命运。《论语》记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死生是必然的,富贵因人而异,具有偶然性。命与运既相联系,又有差分。命具有不变性、必然性,运具有可变性、偶然性。综观中外思想文化,命运随人生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而各说齐陈。所谓命运是指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在互相会通、交融作用中形成的生存经历、状态与生命必然、偶然际遇的一种价值评价的总和。王夫之从性命合一而万殊出发,度越传统不可变、必然性的命定论,提出"君相造命"说,不仅君相,百姓也可以造命。否定俟命、顺命说。之所以可以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命运,是因为主体人具有能动性、有为性,并具有"与天争权"、"与天争胜"的能量,所以主体能造命而掌握自身的命运。     

生存·超越·自由——对雅斯贝尔斯"生存"思想的解读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是一种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人学,将自由、选择与责任浑化为一体的"生存"是其全部学说的运思轴心.在他看来,"生存"不同于"实存".因为"实存"是定在于世界之中的,而"生存"则是在世界之中不断突破世界的.他由此认为,"超越"是"生存"的内在结构."生存"意指自作主宰、自我超越、自我担待的个体的人,它是雅斯贝尔斯"生存人学"的价值主体,而这一价值主体所寓托的秘密乃是人的自由.     

“非公民”意识论——兼论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之异同

文章在提出与公民理念相对应的"非公民"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非公民"包括臣民与惰民,同时"非公民"意识包括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两个组成部分.文章认为惰民意识从本质上来讲从属于臣民意识,但又有别于臣民意识.无论臣民意识还是惰民意识都是"非公民"意识,都应升华为公民意识.     

需要的审美建构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全球问题的凸现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想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是产生这一"悖论"的根据之一.人的需要具有可建构性,这种可建构性可以消解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可以消解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悖论".综观人的发展的当代境遇,消费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共谋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出人的需要幻象,人的需要被欲望化、虚假化和泡沫化,人的发展深陷"物的围困"之中.需要的审美建构是人类走出发展的当代物化困境的智慧选择,也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条件.     

谈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以天观命与以命观天——东西方天命观之比较

古代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与人之本命相纠缠,本源问题欲寻找天命寓存之所。不管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还是古希腊理智主义者,都认为天道和天命统一于仁体。当古希腊贤者认为,人为自然立法时,就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理智主义对命的思考依存于知识谱系,由此开启了开显天命的技术大道。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命的座架,技术本身就涌动着人之天命的创造与开显。而中国古代传统认为命由天定,其核心思想是以天观命,其所倡导的逍遥与天命、逍遥与自由隐化于自然之中,而古希腊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由技术开显于自然之中。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孟墨天命观比较

墨子以前,天命虽然有多种表达,但天命基本未分.在墨子那里,天与命被严格区分开来,分属于两个领域:天被用来为自己的理论提供形上支持,而命则被严厉批判.可以说,墨子对天与命的严格区分对孟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墨子相似,孟子也区分了天与命,天也被用来作为形上根据;与墨子相异,孟子虽然也区分了天与命,但并没有对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质言之,在天与命上,孟子既有对墨子思想的借鉴,也有一些调整,反映了孟墨关系中较为积极的方面.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自由理论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1845年以前的政治哲学自由观,1845年至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自由观,及1857年以后的哲学人类学自由观三个时期.三个阶段走了一条先沉而后扬的"U"型曲线.马克思自由观的构成可从三个角度大致分为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自由,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自由,主体的、个性的、类的自由等方面.从思想范式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自由观属于实践哲学的进路,包括生存论的自由观、实践论的自由观和生成论的自由观.马克思的自由观有多重来源和深刻的思想史根据,并有明显的浪漫特征.全球不同地区学者在马克思自由观研究中各有优长,应积极开展多种层次和形式的学术对话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