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与国家角色：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两种视角

中国长期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相隔绝 ,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 ,国家利益的实现固然是重要的 ,但认同的获得将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好战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实力有限论”……无疑是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有意中伤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具有的特殊地理条件、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冷战以后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的关注和焦虑。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中国自近代延续至今的课题的思考 ,要求我们不仅具有基于国家层面之上的国家利益分析视角 ,也应具备基于国际体系层面的更宏观的国家角色分析视角 ,从整个国际体系出发依国家角色行事 ,成为国际体系中外交政策可被理解、外交行为可被预期的一员     

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

准确了解别国的外交政策动机是进行外交决策的重要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动机研究难以证伪,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家认为这项研究无法进行。赫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通过国家形象理论提出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动机的较为有效的方法。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运用他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动机不仅有其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印中关系——在南亚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朋友们 :感谢你们在我来北京履新之际给我这次发言机会。很高兴今天能在在座诸君之中再次看到一些对印中关系怀着良好愿望的老朋友。我应邀就印度外交政策与印中关系发表讲话。我非常愿意利用这次机会和你们交换意见。因此 ,我将先就印度的外交政策、形成这一政策的决定因素和印度对当今世界的观点 ,再就印中关系、这一关系的现状和展望简要发言。嗣后 ,我愿意以问答和评论的方式听取诸位的意见。印度的外交政策印度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 ,自然与制约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目的相似。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人民寻求和平与繁荣。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     

外交政策分析的文化视角

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模式下的国家外交政策存在的显著相异。学术界对文化视角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70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宏观层次上,即对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偏好、文化认同与国家角色概念以及制度文化与组织文化产生影响。     

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色理论的探讨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经历了由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两个重要双边互动结构——美日和中日,限定了日本所应扮演国家角色的内容,同时也制约了日本的对外行为。面对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中美两国的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日本政府分别以角色交替和角色转换的手法来化解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内在冲突,缓解了东亚地区局势的内在紧张。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府明显背离了中国对它的角色期望,开始以一个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改变打破了东亚国家间原有的共同期望,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安倍外交依旧处于角色试扮演的阶段,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完成角色的重新分配。日本最终只能回到安倍执政之前所确定的国家角色中去。     

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新中国60年的艰难探索、成功实践、基本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离开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特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思想;在当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是中国作风的具体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     

纳赛尔时代埃及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

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大约指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至1970年纳赛尔逝世这一阶段的埃及。埃及在纳赛尔领导时期国力比较强大,并以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和领导者自居,展开了与中东地区各阿拉伯国家的一系列交往。在这一时期与埃及有较密切交往的国家主要有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四国,交往的过程既有合作,也包含了冲突。从总体上说,埃及在纳赛尔时代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挫折和失败更加突出,造成这些挫折与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埃及自身外交指导思想不切实际与政策失当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国际环境给埃及造成的局限。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内高级干部复合型角色论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内高级干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导群体。为此,高级干部需要承担起四类角色:一是在个人与未来的理念层面上做先进理论的信仰者;二是在个人与中央的体系层面上做中央权威的维护者;三是在个人与工作的方法层面上做新鲜知识的学习者;四是在个人与权力的观念层面上做优良作风的示范者。注重以干部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级干部相关论述的显著特征作用,其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     

形势与政策课应注意反映和突出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题

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的教育是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不论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与方法,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怎样调整和改进,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都是最基本、最经常的教育.但是,目前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存在着被忽视和淡化的倾向,解决的方法是在提高对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的同时,在内容和方法方面,注意把这方面的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与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结合起来,这样的形势与政策课才是完整的、能够反映党和整个国家面貌的形势与政策课,也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优势与政治特色.     

论印度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国内官方和学术界尚未系统论述过一国在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问题。本文将其分为至关重要、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三个等级,认为印度在周边外交中地位至关重要,在大国外交中地位比较重要,在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地位非常重要。     

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

本文考察了如何从国家利益的概念出发,建构外交政策理论的问题。本文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没有必要在概念之中加入其他的干扰因素;存在具体的国家利益,也存在整体国家利益,但整体国家利益的视角更加准确,也适宜于建构外交政策理论;若用国家利益来解释外交政策,必须转化为利益关系的逻辑。本文认为,整体性的国家利益概念应基于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位置,大国所追求的是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某种合理的实力和制度地位,而其他大国与这一整体国家利益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决定着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实力关系和制度关系构成了连接整体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因果逻辑。同时,整体国家利益决定着具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对具体国家利益的处理也在战略利益关系不明确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从意识形态涵义、特点和功能入手,探讨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及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首先,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选择,如果意识形态导致国家对其利益的错误认识,意识形态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其次,由于任何意识形态都包含有道义和理想化的政治目标,它可以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使对外政策显得合理、正义;第三,由于以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成本最低而成效最持久稳定,所以,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最高明的手段.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从意识形态涵义、特点和功能入手 ,探讨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及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首先 ,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选择 ,如果意识形态导致国家对其利益的错误认识 ,意识形态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 ;其次 ,由于任何意识形态都包含有道义和理想化的政治目标 ,它可以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使对外政策显得合理、正义 ;第三 ,由于以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成本最低而成效最持久稳定 ,所以 ,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最高明的手段。     

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 --评中国外交的策略调整

20世纪90年代初是新中国外交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不仅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     

宗教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由美国核心文化WASP和"公民宗教"所塑造的美国国家特质中的宗教性,尤其是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和宗教信仰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宗教的影响力相比别国而言更容易渗透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宗教价值观念是"美国例外论"和"天命观"的主要根源,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威尔逊主义"外交理念,进而对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造成影响,并形成对外输出民主价值观念的政策偏好。国内宗教团体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本,通过民主的渠道,将自身的政策主张上升到外交决策中并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传教士利用自身对对象国的了解,为外交决策者提供情报,并有可能受邀参与决策过程从而影响外交决策。     

中国石油安全与政策选择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石油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它与政治、军事、外交等紧密相连 ,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特殊武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我国的石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国的石油安全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持续性地获得足以支持我国经济能以适当比例发展的国外石油供应受到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美国把我国作为最大的战略对手是我国石油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维护石油安全已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我国必须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石油安全政策。     

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外务省

1990年以前 ,日本的政治家、外务省以及国民都认为日美同盟是冷战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但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 ,这种认识发生了急剧变化 ,人们已经不再怀疑坚持日美同盟本身只是作为一个外交目的。虽然冷战结束及海湾战争以后国民意识的变化被人们经常论及 ,但几乎没人提到外务     

尼赫鲁与中国国民革命

尼赫鲁对中国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倡导给中国革命以道义上的同情和实际上的支持,寻求中印两国合作共同反帝,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印度同情中国革命的运动。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印两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相互同情、支持与合作中达到了高潮:中印相互支持与合作发展到了政党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