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

"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在这种含义基础上,"记"逐步获得了它的文体意义,成为经史中一种专事记录的文章体式.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根据史志中以记名篇的书目数量和文学总集中记体文内容的变化和类目的增减,可以更客观地了解"记"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发生的变迁.     

人、民之分与政制伦理——《论语》中的人、民与古希腊的“德莫斯”

由民、人之会意以及<论语>中之人、民之说始,略释中、西方古典人与民之分的政制要义:无论是古典国人的民、人之说,还是古典希腊人的"德莫斯"统治之分析,都凸显了重要的政治道理--圣贤以德治天下,民无一不得其所.其实,人类必定要承认人所共处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对等.民、人和谐共处的政治要求君有君之德,民有民之德.不管诸子之治道还是希腊古人之治道,都要求统治者行"宜"(中庸)之道,节制自己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人、民进行良好的教育,还要注重立法,不能"只顾讨好民众而不顾道德",而要劝民"追求最好的东西".     

夜落西街

出外旅游没有联想,止于没有去过桂林阳朔的人。去过桂林阳朔的人,总期盼着有一天能背上简单的行李远离烦嚣的城市,抛弃一切苦恼和杂念到阳朔住上一阵子:清晨醒来,赤脚沿着青石铺砌的西街走到漓江,乘一叶竹筏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或戴一顶斗笠在竹排上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转变及时作出调整,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围绕政治路线加强组织建设,整顿与新建相结合,不同地区支部相区别和自上而下展开政治动员四个方面.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在高校"两课"教学中重要地位的论证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势在必行,进而明确了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的重大意义.     

在这山和那山间叙说

过了小暑天气闷热，用电脑码字属于自讨苦吃，坐在沙发上，前面摞着两个纸箱权当桌子，头顶上空调吹着，不一会儿膝盖骨就开始疼。最热的是电脑，一个叫“鲁大师”的软件时不时就提示主机快80℃了，再来个怪声烦人，干脆把它卸载了。机子用三五年，似乎就老得不成样子，如果多折腾几下，就热得快散了架。天热，鱼缸里硕果仅存的三条鱼中，有一条出状况了，沉在水底一动不动，只是喘气，另外两条游过来安慰一番。我赶紧清理水缸，甚至加进一小包海盐，可惜于事无补，扛了两天这条鱼终于彻底翻肚了。想起那句和鱼有关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它们在鱼缸里，只要健康地活着就好，高兴不高兴咱不知道。看着快要不行了，我好像感觉到金鱼对这个小天地的依依不舍。     

大地的创伤,我们用爱抚平——首都人民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纪实

灾难的来临如此突然,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前一秒,我们还沉浸在太平盛世的喜悦中,为奥运圣火的到来欢呼雀跃;下一秒,地动山摇的瞬间.b是生死别离两重天.汶川,这片曾不为世人熟知的土地,殷红的鲜血正在这破碎的躯体肆意流淌. 据国务院应急办提供的数字,截至19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34073人遇难,245108人受伤.     

毛泽东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任职中央局秘书考析

中央局秘书是中共三大与四大之间仅次于党的委员长的重要职位,也是毛泽东担任的第一个中央领导职位.但目前关于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一事,学术界仍存在错误解读和不当表述.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相关论著的研读分析可知,毛泽东确曾在中共三大后担任中央局秘书,而且这一职务并未在中央迁沪后即由罗章龙"接任",相关似是而非的表述不足以采信.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

乌孙为西域大国,在汉、匈关系中一度举足轻重,西汉“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首先因乌孙而提出,进而拓展为对于整个西域的宏伟设想。西汉采取了联姻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外交策略,促使乌孙的立场由“观望”转为“归汉,”这是西汉外交在“大宛之役”后的重大突破,亦对古代中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雍正朝宫中钟表的来源与使用

雍正时期是中国钟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雍正帝的著作中保留了许多反映他本人时间观念的诗文,他对钟表既现实又浪漫的看法影响着宫中钟表的收藏和制作。通过外交使团向皇帝赠送礼品、地方官员进献、抄家罚没等途径,钟表在雍正朝不断进入宫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之间、君臣之间联络的重要媒介。与此相联系,这一时期钟表在宫中大量使用,普遍陈设于宫殿、出行时乘坐的车轿之内,甚至作为贵重物品赏赐给官员。雍正时期钟表深入到了宫廷生活的诸多方面,无疑会促进中外钟表贸易的繁荣以及制钟技术的改进和创新。     

班固与东汉大赋的再兴与衰败

汉大赋的创作自司马相如、扬雄后,虽赋家众多,但未有大手笔出现。至东汉班固作《两都赋》等,以其题材的开拓、手法的变化,再造汉大賦一时之盛。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班固以正统的思想指导、实践着自己的讽谏观,以新的认识解决了令扬雄烦恼不已的讽谏问题;他对汉赋创作中的模拟之风并不否定;他在前汉赋家着力甚少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开拓了新的题材,为汉大赋体制篇幅的增长打开了新的空间。但由于时代、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等原因,自班固后．汉大赋的兴盛局面难以为继,开始走向衰败。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税制的空白     

丝绸之路天山南部东段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

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多条交通线路的统称,历史时期交通线路随着气候变化曾发生空间变化,形成随交通线路变化的文化遗存时空格局,厘清汉唐时期该区域交通线路的变化,有利于丝绸之路文化遗址研究与文化旅游线路开发。以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资料,在野外考察、调研与民间访谈获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天山南坡东段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汉唐时期该区域交通线路经历了从南向北的时空变化,交通枢纽区从罗布泊盆地变迁到吐鲁番盆地,再变迁到哈密盆地;交通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变化、中央政权的稳定性及其对西域的经营力度。     

《诗》的最初意义与郭店楚简《缁衣》篇

近年来发掘的郭店楚简对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比如 ,其中的《缁衣》篇对正确把握《诗》的最初意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文章以《诗经》里的《召南·有梅》为例 ,并结合其他诗篇 ,试图通过比较闻一多等近代学者与汉代《毛传》、《毛序》以及郭店楚简《缁衣》篇等三者对《诗》的不同解释 ,来探讨郭店楚简《缁衣》篇对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根据研究结果 ,文章以为郭店楚简《缁衣》篇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正确理解《诗》的最初意义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以前各家对《诗》的解释中存在的误会。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