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婴女”

秦汉社会的“婴儿”称谓,或指“始生”儿、“初生”儿、“新生”儿,与现今“婴儿”语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相对应,义近令人所谓未成年之少年儿童。秦汉字书又有“女曰婴,男曰儿”的说法。《焦氏易林》数见“婴女”称谓。其中“爱我婴女”句所见“贱下”或者“下贱”,或许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性别差异观念已经严重影响了未成年女子甚至女性婴儿的生存境遇。这一现象,应与秦汉时期弃婴行为所见女婴居于更悲惨境地即“产女则杀之”的情形联系起来理解。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皇朝是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初创时期,人际称谓"臣"的社会内涵经历了由非等级称谓向等级称谓逐渐演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臣"在用法上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君臣称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与泛化的权威崇拜恰是造成此现象的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     

论秦汉时期“足下”称谓的社会内涵

"足下"是奏汉时期人际交往中普遍使用的尊称称谓,它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时各国君主的尊称.秦汉时期,"足下"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少数尊贵独享的尊称,而是成为社会大众都可广泛使用的尊称称谓."足下"称谓内涵的嬗变反映了统治者称谓政策的改变,对称谓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恰是促成统治者称谓政策改变的原动力.     

亲属称谓社会化的类型和机制

汉语的亲属称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相当一部分称谓频繁地用于日常的交际中。本文的目的在于对社会化的亲属称谓作一个大体分类并探讨一下这种现象的机制。 一 对亲属称谓使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 (一)按照称谓对象的指称范围来分 1、单称。即称谓对象的指称范围是单一的个体,如,老爷爷、大爷、大嫂、小妹等。单称称谓本身明显地表示出称谓对象的性别、年龄(确切地说,应是称谓对象与称谓者在年龄上的差距)。单称是社会日常交际中使用最广泛最普遍的称谓类型。 2、合称。即称谓对象的指称范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如:兄弟们、姐妹们;哥(儿)们、爷(儿)们、娘(儿)们;爷(儿)仨,娘(儿)俩等。“爷(儿)仨、娘(儿)俩”等的称谓对象的数量是明     

谈汉语女性称谓的社会层级性

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女性地位的纵向分析 ,对不同时期女性称谓作横向比较 ,探讨汉语女性称谓的社会层级性问题     

朝鲜族"兄弟姐妹"称谓与汉族称谓的对比

把朝鲜族使用的"兄弟姐妹"称谓与汉族称谓进行词源、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对比.可以看到:朝汉代表性"兄弟姐妹"称谓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朝鲜语"兄姐"称谓比汉语更细化、"弟妹"称渭比汉语更简化的;语用部分从指代功能和拟亲属称谓两方面,还可以看到朝汉"兄弟姐妹"称谓在社会交际中的使用情况.     

汉英社交称谓语对比分析

在以往社会语言学家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语和英语(主要是美国英语)中的社交称谓作了对比、分析,指出从Brown与Gilman所建立的"权势"(power)与"等同"(solidarity)语义对立模式看,美国英语称谓系统中的三种语义模式原理在汉语称谓系统中是适用的,甚至是相似的。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其具体社会称谓语也有较大的区别。     

秦汉时期汉语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研究秦汉时期汉语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对当前的汉语文教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秦汉时期汉语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具体表现及得以传播的原因,以期对当前的汉语文教育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称谓的简化与繁化

汉语称谓有两种情况 ,一是官职称谓的简化 ,一是某方言区社会称谓的繁化。前者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使用经济的言语来表达 ,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时尚称谓 ,它简明、经济 ,也符合汉语双音化的发展趋势 ;后者是为了避免社会称谓的尴尬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汉语称谓虽然细致 ,但是也有难于称谓的域段 ,繁化称谓可以说是一种称谓空白的补偿方式。     

2000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首先体现了世纪之交的特征,回顾与展望成为讨论的热点."新学问大多由于新发现”,近年来地下文献的不断出土,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2000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突破.除此新动向之外,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一些基础传统研究专题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中国古代自首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自首制度出现于夏朝,确立于秦汉,在汉朝有所发展和完善,在唐律中更是达到了集大成的境地。宋承唐制。明、清两代对之有进一步发展;但唐律自首制度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大射礼是秦汉之前规格最高的古代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是其基本特征。秦汉以后,大射礼的这些特征渐为消亡,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属性。在对历代大射礼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还原了秦汉之后大射礼属性嬗变的历史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大射礼在秦汉之后与宾射、燕射逐渐融合,虽有“大射”之名,但其本质属性已消失殆尽,更多地呈现出尙武或欢娱的特征。     

论魏晋六朝游仙文学的崛起

游仙文学在秦汉是宗教的或政治的附庸,它在魏晋六朝的崛起,一般认为是受到同时兴起的道教的影响,但实际上与以汉末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为契机的文学的自觉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创作上表现人的主题,追求美的创造,从而汇入到当时的主流文学中。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宁绍地区土地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宁绍地区位于浙江省浙北平原 ,该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具有悠久的历史。本文按照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侧重探讨该地区土地开发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规律。认为秦汉之际宁绍地区人口稀少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非常低 ,但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 ,水利设施的兴建 ,人口的增长 ,该地区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论战国秦汉时期上计的性质及上计文书的特点

上计制度在我国实施很早,秦汉时期已形成较完备的制度.汉代并颁布有专门的法规<上计律>,直到明清期还在实行.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上计制度性质的问题,到目前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问题不少,有人认为上计制度是一种会计制度,有人认为上计制度是一种审计制度,还有财政管理说,等等.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证明, 上计是述职报告,上计制度是考核制度.上计文书具有注重修饰和内容全面等特点.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