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危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白先勇用文字写下了他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历程。"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湾,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在新的社会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纽约客"是一群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荡的"漂泊者",当在"别处"生活的梦想实现时,他们却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之间构成了对立,并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Danny Boy与Tea For Two是白先勇新世纪后发表的作品,展示了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     

“我是谁?”和“我们是谁?”——“新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深度迷茫与自性澄明

所有和认同相关的事实(fact而不是things)或家族都可以统摄到文化认同的序列。前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对其他文化(不是他者文化)的好奇或学习的现象而存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构成性问题而彰显并泛化;后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具象为认同危机并面临艰难抉择。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蜕变为别样的迷茫姿态。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问题不是是其所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如其所求和所求即应得的价值问题或伦理问题。区别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并进一步理解文化的伦理本质,文化认同才能从现实的深度迷茫中获得真正的伦理自觉意义上的自性澄明。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认同观

晚近以来,传统的认同形式在主体身份破碎、流离的境况下逐渐被消解,人们开始面临各种"认同的危机"。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开展对认同的研究,他指出,文化认同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过程当中,就像一件随时都在生产,但是永远都没有完成、也不会完成的产品。因此,对文化认同的思考应该由传统的"我是谁""我来自何方"转变为"我将会是什么样的""我将要到何方"。这一转变对研究现代性流散、混杂的社会主体的文化认同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也是我们探索现代性社会主体"文化认同"的一条重要路径。     

疏离与融入：文化视野中的移民身份认同

移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有关身份认同的文化问题。文化视野中的移民身份转换和认同经历了疏离阶段对“我是谁”的追问,以及融入阶段对“我们”的重新建构的复杂过程,并最终不得不面对移民城市杂糅文化语境中多重身份认同的新焦虑。     

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

生理和文化上的双重混血造成了阿来文化身份的边缘化,给他带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借助于文学这种对话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化边缘人的阿来是如何摆脱危机,建构文化身份认同历程的。     

“北京怀旧”与认同危机:对近年“京味话剧”的深层解读

京味话剧的舞台所呈现的多是关于老北京城的人文景观、市井风情、历史事件、传统文化等。它通常在当下和过去、现代和传统的对照之下,回顾消逝的胡同乡土,悼念断裂的传统文化,回忆民族的历史过往,从而展示了一番关于"北京怀旧"的文化面貌。怀旧则是重建认同的一种手段。通过再现失落的胡同乡土,可为现代化进程之下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现代人以暂时的抚慰;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展示和痛惜,意味着现代性语境之下面对文化同质化的威胁,人们转而于本土文化寻求文化认同;关于民族共同体的重构,则是出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需求。但是京味话剧所展示的"北京怀旧",也是出于文化消费的目的,不能从根本上修复现代人的认同危机。     

鲁迅《呐喊》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

语言变革是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不仅关涉文学的革故鼎新,也涉及怎么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的话语权及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看待民族认同这一"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作为思想个体,鲁迅对语言嬗变蕴涵的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认识极其复杂,如《呐喊》既呈示了语言变革与身份转换的复杂景观,也体现出文化启蒙的悖论性。研究其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自我认同危机下的“孤儿意识”——透析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作家吴浊流的长篇小说,小说揭露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境遇,还展示了主人公胡太明在这种情境下的“孤儿意识”.这种孤独、迷茫的“孤儿意识”是自我认同危机的一种表现,是自身的身份遭遇不承认而产生的一种内在体现,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的表现才得以呈现显性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他者的多方面不认同和个人化的矛盾认同.胡太明外在的孤儿表现,体现了这种自我认同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殖民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外在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制约.     

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以李提摩太、庄士敦为代表的观察

一般来说,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党派史学的叙述模式,即:革命史观和基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线性革命史观,这些都是为维护各自政权的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服务的叙述模式。本文侧重从李提摩太、庄士敦等传教士的立场出发去观察辛亥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袁世凯等,不但展现传教士以他者身份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思考,更显示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全球化视阈下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创新

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会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被强化或者被削弱。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不仅涉及成员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溯、挖掘与重构,而且也关涉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及文化博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博弈。应对文化霸权以其发达强势的文化渗透所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断裂,不是简单的"回顾"与"模仿"而是"创新"与"重构",必须要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建构"民族文化身份。     

刑事悬赏性质的法律分析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法律行为。从刑事悬赏发布主体属性来分析,刑事悬赏的法律属性应当理解为一种行政行为。这种界定可以有效厘清公安机关与个人发布的悬赏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悬赏的法律监督机制和确定刑事悬赏的法律救济途径等问题。     

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诗化艺术

从诗化艺术这一崭新的视角探究《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所焕发出来的诗的韵味。结合典型实例，解读该部小说所蕴含的诗的音乐性、诗的修辞性、诗的象征性三大品质，从而论证该部作品是一部极富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佳作。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自其产生发展至今,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也对该原则予以肯定。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和心理强制说为罪刑法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思想已经衰落。现代为罪刑法定提供理论支持的是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和人权思想。     

关于我国悬赏通缉的性质和规范的思考

悬赏通缉在侦破重特大案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悬赏通缉兼具侦查措施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双重性质,其中侦查行为属于公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因此,针对悬赏通缉在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应当从公法角度和私法角度共同对其进行规范。     

在双模相干光场作用下的三能级原子的偶极压缩效应

应用量子光学理论 ,研究了在双模相干光场作用下三能级原子的偶极压缩效应 结果表明 ,在弱光场作用下 ,三能级原子呈现明显的偶极压缩效应 ,偶极压缩的大小和频率与双模相干光场的强度和失谐量的大小以及原子与光场的耦合强度有密切的关联     

公民社会成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表明了执政党对时势、民意的顺应。在对和谐社会的众多探讨中,对其建构途径的讨论最有现实性,且在众多可能的路径中,公民社会的成长最具基础性的地位。和谐社会,在本质上应该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最佳状态。     

电台创新频率新定位之我见——娱乐节目和媒体影响的启发性思考

媒体要为凉山的发展服务，媒体服务的资源是什么？是广大的受众，受众是靠电台的节目来吸引。电台新频率怎样区别于第一频率？打造娱乐新品牌，为受众提供全新的听觉服务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知识创新与大学的边界

知识创新是一个历史的、经济的概念 ,明确它的涵义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 ,了解知识创新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必然性 ,理性地规划各个主体的行为。厘清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边界 ,特别是与企业的关系 ,将为正确认识大学在知识创新中的功能以及大学企业化的问题 ,为政府关于大学知识创新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参照。出于此意 ,本文从四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 ,知识创新的涵义 ;第二 ,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边界 ;第三 ,大学知识创新与企业创新的异同 ;第四 ,知识资本化与大学的企业化     

译者文化素质新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信息传播日益加快 ,跨文化交际广泛 ,翻译也随之发展成为一种服务于多种目的、多层次的综合性活动。翻译除了重视传统的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外 ,还开始强调对语言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此情况下 ,译者须“身兼数职”才能满足翻译工作的需求。本文以较丰富的例子、详尽地阐述了新时期翻译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保证译者译得准确、译得顺畅、译得自然     

专业精神: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词

教师专业精神是教师专业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教师内在素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外化。明晰现代专业精神的基本内容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确立现代专业精神的理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提升专业精神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对教师走向专业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