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徽州民间账簿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例

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文献,不同人群出于不同的目的制作了种类众多的账簿,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徽州遗存有不少明清以来的民间账簿,"胡廷卿账簿"是其中部头较大的一种.该账簿既记账又记事,从形制和内容上考察,虽有传统商业账簿的一些特点,但并非商业账簿,而是属于广义的"排日账"范畴.这类账簿之所以广泛产生于徽州,跟当地独特的教育制度及商业习惯密切相关.透过胡廷卿账簿,亦可看出账簿制作者日常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     

清代中叶清水江流域婺源木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嘉庆婺源《往苗杂用》账簿为中心

清代中期，婺源木商赴清水江采买木材，从事自三寨至德山间的短程木材运销，亦常将布、盐等运至苗、楚销售。他们灵活地采用公号、小伙、寄小伙等合伙方式运用资本，资本规模一般几百两至数千两。其公号甚至向王寨借银作本。在卦治、王寨、茅坪采办条木，或以根计价，或以篾尺围量材积计价。乾嘉年间三寨买木例规，自树篼起五尺以上围量条木，且既无周长折扣，又无材积码子折扣。自三寨至德山的运销过程中，要承担牙口、江钱、佣金、程仪、头银、辰关木税和点开篷礼等税费项目，合计约占木价款的8%以上，运费约占木价款的4%。婺源木商的利润主要来自条木产销两地的价差，以及贩卖布盐所得。     

晚清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以“胡廷卿账簿”为核心

学界以往对传统乡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较少涉及普通家庭的土地经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揭示了一个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实态。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祁门塾师胡廷卿,通过继承族产、祖产和购买的方式获得少量土地或土地权益,其中族产与祖产是其土地的主要部分。通过继承族产与祖产所获得的土地,一般以共有的形式出租,或与人合伙经营林木,而其购买的土地则种植茶叶。以宗(家)族为核心的共有土地是他获得粮食的主要来源,而茶叶收入则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获利也最多。这一土地经营模式,既与徽州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也体现出徽州民众能及时因应晚清国际市场的变化。     

从徽州家谱看徽州家风建设——以绩溪家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辑录了大量家训家法等文献资料。家训中有关"做人、持家、志学、为官"的家风建设,体现了宗族对族人做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折射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徽州优良家风的传承不仅对基层乡土社会的宗族建设和内部结构的维系有精神支撑作用,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培育亦有重要意义。     

徽州人在芜湖——以1950年代芜湖市总工会资料为中心

芜湖作为徽商的重要活动地,历史上与徽州的人员及物资交流十分频繁。1949年前后,旅芜徽商和徽州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动。首先,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行业结构,可以观察到近现代徽商对芜湖各产业的全面渗透。其次,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由依靠血缘、地缘关系互相援引的传统,过渡为政府介绍、单位分配的方式。在社会流动上出现"两降一升",部分中层职员跌入小商贩之列,徽商家庭妇女因生活压力外出务工,而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确立,加速推动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传统的籍贯观念被彻底斩断,徽商群体也消失无形。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晚清徽州乡村雇工的身份、工价及其生成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在对近代乡村雇工的研究中，从法律的角度认为长工和短工具有不同的身份等级。在工价方面，则有着不同的结论，或是认为工价逐步上涨，或是认为民国之前工价变化不大。于徽州而言，由于多数徽州人经商在外，导致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这里外来移民甚多，他们和当地的一些主户、佃仆一起构成了雇工的主体，其中妇女占重要地位。在土地占有和经营上，大多数土地被宗族以公产的形式占有，采取租佃经营；而个人仅握有少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采取雇工的经营模式。面对不同的雇工，工价相同，无身份差别。同时，工价较为稳定。贵溪胡家个案表明，从西方或东南亚农业经验中得出的一些模式以及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经验，在徽州并不适用。农村、农民、农业三者并非同质，须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辨析。     

近代乡绅的商业经营——以绩溪上庄村胡近仁及其家族产业为中心

作为一个乡绅,绩溪上庄村的胡近仁一向以传统文人身份示人。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弱冠之年便主持本族宗谱的纂修工作,还曾与顾颉刚讨论古史问题。胡近仁乡绅身份的获得和维持,与家族前代所积累的商业资本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新近发现的"胡景隆春牌号"药店商业文书则揭示了他作为商人的另一重社会身份,以及支撑乡绅身份所需经济收入的来源渠道。受徽州商业传统的影响,以文人儒生自居的胡近仁,同时也要兼顾家族产业的经营;而在商号经营陷入低迷时,又通过修谱和出任塾师等渠道获取收入,从而维持亦儒亦商的状态。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论析

要想提高史学史研究的水平,深入研究历史编撰学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篇上,通过以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为例,证明用"通识"的眼光,宏观地分析一种史学体裁演变、发展的轨迹,更有助于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目的是为建立历史编撰学的体系做初步的尝试。     

清末民初商办同蒲铁路研究

清末民初,铁路问题逐渐引起政府和官绅集团的重视,排拒洋款、自办铁路成为从列强手中挽回利权的重要手段。加上清政府开放铁路修筑权,鼓励地方兴办铁路,自办铁路、挽回利权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在此背景下,山西成立同蒲铁路公司,开始着手商办同蒲铁路,并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路款。然而,因资金困难、管理层频繁变更等问题,商办同蒲铁路最后以失败告终。民国初年,同蒲铁路被收归国有,并入同成线的筹建之中。     

晚清四川彩票述略

晚清,在沿海沿江通埠之地兴办彩票的影响下,四川也兴起了彩票业.在筹集新政所需款项以及杜绝川银外流的名义下,四川当局奏请朝廷允准,开办"四川彩票总公司",并制订了完善的<四川彩票章程>,从而使得其时四川彩票业向着制度化方向发展.     

试论清末民初戏曲改良运动的局限性

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运动以爱国、民主为主导思想,推动戏曲从内容到形式上的革新,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戏曲改良运动存在着指导思想不科学、衡量标准不统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振兴戏曲,建立正确的戏曲观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留学生与清末民初外语教育初探

清末民初,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服务,我国外语教育日臻成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大批学贯中西的留学生,肩负着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重任,这个特殊群体在我国外语教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成为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外语教材的主要编撰者、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以及外语教育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我国外语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清末民初的救贫思想与实践

清末民初,贫民的生计问题直接诱发了新的救贫思想的产生,而贫民产生的多重因素,也就决定了救贫方式多样化.救贫思想不仅在近代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就是在现阶段,都不无借鉴之处.     

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清末西学东渐,新思潮对朝野上下影响巨大,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到民国初年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民国政府也试图通过乡村的自治实现现代化,其举措却背离了现代乡村民主自治的精神。清末民初的乡村治理实践对于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值得镜鉴。     

清末民初吴中民间世情之演变

清末民初,吴地民歌风气突变。吴歌所呈现出来的反讽色彩,就是这特殊岁月的真实写照。本文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探讨了“风波”起于吴地家庭生活之缘由,认为旧家庭伦理之不谐音──怨歌,折射出社会的求变心态。家庭生活的内核蜕变,正是民间世情演变的结果。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清末民初东西部新式教育推进的比较

新式教育即近代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授,起步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东南沿海.而同一时期,广袤的西部地区则相对沉寂,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洋务学堂,多是在1891年重庆开埠通商后出现的;即使在清末新政期间及民国初年,新式学堂的开办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也阻力重重.教育的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近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