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道与信仰的正统化:以清代高邮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漕运、河工事关国计民生,河湖密布的地理环境使得高邮成为运道治理的重点地区。运河的流经在促进区域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本土信仰的内涵发生置换。漕粮运输、运道治理以及水上航运的现实需要使得当地的康泽侯、五龙王、露筋娘娘等区域性神灵的职能有所拓展。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这些神灵又被增加了护佑漕运、保障运道和航运安全等职能。高邮运道之艰难以及官方保障漕运畅通的现实需要是信仰内涵发生置换的主要原因,漕运和河道官员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置换与漕粮运输、运道治理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浓厚的官方色彩,其在满足漕运群体信仰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信仰的标准化和正统化。     

悠悠运河情璀璨文化路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北京依旧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障这颗"心脏"正常跳动,政府投入大量的人物和物力进行维护.清政府为了保证全国各地的漕粮顺利运入北京,还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漕运管理系统,漕河的疏通维护,漕船的建造维修,粮仓的保管以及漕粮的征收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也是重要的码头之一.元朝就曾在此设立漕运官署.明代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抢夺漕粮及物资,明嘉靖皇帝还下令在通州建造张家湾城,利用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来保护京师和漕粮.清代在沿袭明代部分漕运制度外,又新增不少新的漕运机构,如:仓场总督衙门、漕运厅、大运河西仓监督署等等.至今在通州区仍留有不少有关大运河漕运的文物遗址.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三门峡黄河漕运历史变迁及其对陕州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陕州的发展与黄河漕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门天险处在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历代黄河漕运治理均围绕三门天险展开,使陕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和漕运航道治理中心,也使陕州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漕运的繁华也对陕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琳琅满目的商品,往来如织的商贾,促进了陕州商业的繁荣;壮美的漕运景观,云集的旅客游人,带动了陕州旅游业的兴起;文人墨客赞美黄河景观、讴歌治黄治漕精神的文学作品,促进了漕运文学的生成。以此为基础的漕运文化,使得陕州地域文化更加具有独特性,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北宋漕运与东京人口

关于北宋东京人口的数额,历来是个谜。由于史料记载的阙如,引起了古今史学家们的种种猜测。酒运与东京人口数,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漕运在北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漕粮数额的多少,与东京人口数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本文试图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分析,从漕粮数额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期使结论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时至清末,仍有“中国之大政有三:曰运漕,曰治河,曰行盐”的说法。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的浙江,是明清时期有名的重赋地区之一,也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有清以来,浙江每年额征漕粮六十三万石,仅次于江苏,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二。而这六十三万石漕粮,连同随漕征收的耗米、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略论外国轮运势力觊觎我国漕运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将所征粮食解往京都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水路运输是其主要内容。清王朝建立后,对漕运十分重视,认为“漕粮是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 清初规定每年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由于减去截留,蠲缓部分,实际上每年征收常不到此数,例如1753年实征漕粮三百四十三万零四百五十九石。其中江苏最多,为一百二十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四石,浙江次之,为六十一万零八百六十五石。两省相加为一百八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九石,占总数一半以上。     

初唐时期的江淮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常转漕东南之粟”,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事,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分析。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漕事简”,漕粮主要来自传统的赋税基地即黄河中下游流域。高宗、武后时期,随着中央用度的急剧增加,漕运进一步发展。而此时由于东北、北部边境屯驻重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租赋主要供应军需,上解京师的数额大为减少。这种形势下,江淮地区就成为入京漕运的主要来源。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