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续与新变:沈约的文学源流观及其话语建构

文学的本源与流变以及这两者的关系,是沈约文学史论的核心问题。沈约对文学源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学审美属性及其表现形态的源流考察上。他着眼于文学本身所具有或他认为所应当具有的根本特性来对文学的历史演变进行审美性观照,并将自身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审美价值取向的观念性认识融汇于其中,从而在对传统文体源流观继承和超越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文学源流观。     

从底线到边界:伦理场域的界限及其建制

“底线论”和“边界论”都不能彻底解决交往行动的伦理界限问题.由底线和边界共同建制的“界线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路径.底线是伦理场域的基础界限,是自律性的自觉理性和他律性的自由理性的统一.边界是伦理场域的伸缩界限,是有限度的广度和有广度的限度的统一.界线是伦理场域的立体界限,是个人底线与社会边界的合构,是主体内在限度与客体外在尺度的建构.     

从平台经场域到生命体:媒体融合的实践范式与路径

生命体融合是媒体融合的本质追求和最终面向。目前,我国媒体融合本着社会建构主义和技术主义相结合的实践范式,以技术为驱动力,以内容建设为根本,进行编辑部改造、建微建端建矩阵群和中央厨房式发布,在内容、平台、终端、应用、经营和管理等方面彰显了短期效益,但还停留在平台融合向场域融合迈进的转型阶段。本文检视媒体融合的实践范式,探索媒体融合的未来路径,认为技术进步将驱动媒体向全息、全知、全能方向进化和发展,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无缝对接,生成混合现实(MR)的创意传播,既跨界整合各媒体的长处——内容为王,又联动规避各媒体的短处——渠道梗阻,各场域在生命体终端最后融合,焕发媒体融合新的生机。     

从冲突到合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的理论演进

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劳资冲突.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注意到劳资冲突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趋向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劳资两利"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适性概念,劳资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

文学产生虽然很早,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却是魏晋才形成的,这是"文学自觉"的深层内涵.文学场域是在整个文化场域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中蕴含的权力因素使统治者依靠不断走向自主性的文学去夺取文化权力,文学场域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研究

张诵圣教授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湾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她将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的观照焦点,从时间性的赝品、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文学话语在本土结构中容涵、转化、生根的过程;她用半自律、网络状、具流动性的"文学场域"的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张诵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线性时间叙述转向共时问题结构,进行关系主义探讨的富于启示的研究模式.     

从弱势到强势:遗族会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

遗族会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死亡军人家属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日本遗族会经历了从民间组织到财团法人,从弱势群体到左右日本政坛的强劲势力等多重转变。以往国内对遗族会问题的研究较少,散见于各类报刊中,全面系统的论述更是凤毛麟角。然而,作为日本右翼势力左右日本政界、煽动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日本遗族会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深入分析日本遗族会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及原因,对认清其真实面目和提防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能够有所助益。     

伊斯兰教福利场域与穆斯林和谐社会的构建

伊斯兰教含有丰富的福利思想,其具体表现为扶危济困、行善助人、和睦家庭和邻里关系等,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如天课制度、外格夫制度、开斋捐、乜贴（施舍）等。实践表明,这些制度的实施,使社会财富得到了合理分配,缓和了贫富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教育与政治场域中大学、政府关系的冲突与融合

在附着于政治权力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场域中,教育是被支配的,但政治不能漠视教育的自身逻辑,更不能以政代教。大学须合理地争取并利用学术权力与权利,加强监督与管理,正确处理自由一秩序间的矛盾;政府则应尊重大学逻辑,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避免直接干预其学术事务。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范式转换与观念变革

文化研究的崛起对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它的实践性品格、政治性旨趣、开放性精神和批判性特征使文学研究抛弃了那种过于狭窄和精细的文本研究范式,越来越重视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考察文学的构成和意义,从而使文学研究更加具有反思精神、更加有理性意识、更加注重与现实的联系。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但是它们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抗战初期广州的文学场域与文学生产——兼论抗战文学的地域性和流动性

抗战初期的广州作为国统区乃至全国的抗战文学重镇,通过特定地域的文化生产场域营构,体现出地理空间之于文学生态建设的作用机制。南迁文化人与华南本土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和办刊办报等多重文学实践共同进行广州抗战文学生产,体现出时代整体性文学思潮对特定地域文学演进的作用轨迹,以及地域文学对文学主流的反作用力,呈现出文学地域性和流动性之间互涉互渗的系统动力学关系。     

从拟代到赠答:魏晋文学空间的拓展

汉魏之间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构成一种互动,其结果是古典抒情诗在知识系统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拟代诗为核心探究魏晋文体论和文人论的内涵,指出一般所谓的"人的自觉"是文人集团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不应该局限在近代人文主义观念下理解,而"文的自觉"是特殊的文人生存空间的符号化结果,拟代则体现出文人对自己已经历史性置身其中的空间地适应;在赠答诗的分析中进一步涉及魏晋文学空间拓展的意义。     

文学资源:从开放到封闭--论延安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与现代化

延安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是与其民族化、大众化实践密不可分的。整风前,延安文人对五四新文学、西方文学基本上持开放态度,这至少说明,以欧美现代化的尺度整体否定延安文学的现代化追求,是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整风后,延安文学在文学资源的借鉴上,出现了独尊传统文艺、特别是民间文艺的偏差,但这并不意味着延安文学现代性的丧失,后期延安的民族化、大众化实践,正是通过严格区分两种民族文化,以及以旧形式传播新思想的方式,来坚持其有别于欧美现代化传统的现代化价值取向的。     

基础教育"学习场域"的构建设想与反思

笔者通过把布迪厄提出的"场域"这一重要范畴作为分析工具运用于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学习场域"这一重要概念并集中阐释了这一分析视角的含义、特征及其运作机制,同时着重分析了"学习场域"的建构策略以及合理性反思.     

从惯习—场域理论到群体信任的构建——以某事业单位食堂就餐人群类分为例

社会群体的信任构建涉及个人之间、小团体间的信任培育。布迪厄的惯习—场域理论提供了对个人之间、小团体间信任培育的较好分析蓝本,依此可导入某事业单位食堂的就餐人群案例,并对就餐人群的类分特征加以挖掘和剖析。研究发现,就餐人群的类分特征对群体信任的构建具有正相关作用和样本意义,但其动力机制要在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类分人际圈四大特性的社会学的解释中去寻找。作为这一努力的标志性发现,信任的"情景丛"模型指明了实现群体信任的决定性条件就是各方达成理想的均衡,并由此构成从四个方面重建群体信任的理论基石。     

从"文"到"文学":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不仅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的意义所指迥然不同,而且与传统文论中"文"的概念亦有许多差异.从"文"到"文学"观念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转换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发展理路,从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从工具到主体的转变: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语言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心消解、主体消失之后,昔日作为媒介和工具的语言一跃成为本体和中心。后现代主义者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身指涉"和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文学创作因而成为话语试验或语言游戏,而这种创作本身又是以自己的独创手法来否定语言,否定形式,否定艺术。     

试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1980年代的知识场域

在当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本文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勾勒了1980年代“文化寻根”前后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并试图把问题历史化,在“清理”中寻求“寻根”的“自我批判”,在历史反思和批判中,考量“寻根”的历史轮廓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性。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在19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文化、思想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从冲突到合谋：城管与摊贩的交往逻辑

探讨了社会治理议题中城管与街头摊贩关系从冲突到合谋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形成机制。以汉正街城管执法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案例分析,以动态视角考察城管队员的一线执法行为,指出城管队员作为政府执法者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因其执法权利受到来自各方制约以至于其为顺利完成任务而与摊贩合谋,成为当前城市管理中的常见现象。最后,摊贩的存在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府应承认摊贩存在的必要性,变“清理”为“管理”,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减少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