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论自传中的自我书写问题

自传的自我书写是自传作家展示自我生命历程、揭示自己思想观念的过程,它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自传作家通过复杂自我的转变,使自我的真实性在自传事实与自我夸张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平衡,使自我的经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展现.自传的自我书写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中、在内在真实与外在虚构的矛盾冲突中、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在作家与读者的潜在交流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自传作家在自传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诗性而又真实的自我书写.     

自我意识与身份：自传研究的新视角

自传、自我意识与身份不可分割。自传是自我意识的结果,是自传者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认同和自我解释的方式。自传往往带有鲜明的主体色彩,其中关键之处是自传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决定着自传的品格与具体样式。自传研究应该返归主体,从自我意识与身份理论出发,建构新的自传诗学。     

《道连·葛雷的画像》：自我建构的诉求

拉康关于自我建构的精神分析理论扩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较好地体现了自我建构的主题：主人公道连自我认同的失真和俄狄浦斯情结过渡的失败导致了他无法确立主体性,死亡成为在想象界与象征界间徘徊不定的他之最终解脱;作者王尔德采用自画像的原理创作该小说,以他者的形式呈现自己,借此进行另类的自我建构。道连与王尔德安身立命之根本都是在探寻“我”之真相。     

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阿凯:童年岁月》的自传价值及其自传意识

索因卡的自传《阿凯:童年岁月》以多种艺术手段追溯了幼年索因卡的双重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在此影响下的个人意识的成长,并注意了人格史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反映了时代主题.索因卡坚信自己的记忆,对叙述建构起来的自我形象没有丝毫的自我怀疑,显现出了传统的自传意识.     

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的演变态势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规律性运动：从自我中心化到尊重他者差异性，从他者中心化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补充，从他者的他者化到自我与他者的存异求同。与毛姆等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詹姆斯·赖斯顿等反对以自我意识去压抑、同化他者，主张以“宽容的理解”的态度尊重他者文化的差异性；与狄更生等他者中心化者将他者视为高于自我的存在不同，罗素、文慕贝、彼得·海斯勒等西方作家主张将自我与他者看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与萨克斯·罗默、弗兰克·诺里斯等将他者的差异无穷地放大和强化的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瑞恰慈、赛珍珠等西方作家主张抱持求同存异的态度，理性地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祝福》中的社会方言、叙事模式与话语权力

本文运用社会学批评和结构语义学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分析不同的社会方言介入叙述句法的程度 ,对《祝福》作出新的解读 ,认为多种不同的社会方言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交互压迫是造成祥林嫂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 ,从文本叙述者 -作者时分时合的复杂关系来看 ,叙述者 -作者正是在替那些外在于自我的“他者” (OTHERS)建构叙事的过程中 ,建构起自己作为知识分子 -启蒙者的话语权力 ,从而消除了由于社会转型、角色转换而带来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     

中国哲学自我观建构的“他者”阐释

西方近代哲学以"自我"为基点的自我观建构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当代西方哲学"他者"理论则强调自我观建构的"他者"维度,从而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哲学在自我观建构的问题上虽然并不缺乏"他者"的理论资源,但由于"他者"之"他异性"的维度并未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彰显,因此,如何处理"求同"与"求异"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哲学自我观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     

浪漫主义旗帜下的现实主义——读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

司汤达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高度赞扬,由此确定他在西欧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在文艺理论上的建树,却一直没有引起文艺批评家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司汤达的文艺思想,对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都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写于1823和1825年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就是他在理论上极其可贵的战斗业迹,也是法国古典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在这本文艺专著中,司汤达站在浪漫主义的鲜明旗帜下,以战斗的姿态和批判的精神,批驳了法国假古典主义者对浪漫主     

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建构

哈贝马斯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原则，通过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消解，为我们确立了公共领域的研究主题。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原则的内容是由不同时代的主体所建构的，这种建构必然与主体自身的发展和对自身的认识相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基础上，但也是私有者把自身虚构为一般的人的结果，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公共领域的真正确立还I必须通过人的解放阶段，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主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认同充满性别象征隐喻,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身份的建构,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在私人言说和公共叙事之间——《胡适留学日记》及其传播研究

《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生前唯一被刊发的,也是流传最广的,影响最大的日记。它先是在《新青年》上连载,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留学日记》虽然是私人文本,胡适却成功地使它走向公共领域,参与现代文化生产和舆论空间创造,并且通过它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塑造和五四记忆的建构。     

“甜蜜之家”:《宠儿》的空间解读

空间叙事是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甜蜜之家”是莫里森小说《宠儿》空间叙事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新奴隶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渗透着作者的人性关怀和种族意识.“甜蜜之家”呈现了空间、权力和身体之间的种种关系,成为“自我”与“他者”建构的重要场所,其空间机制促使并表现了弱势种族的他者化,为莫里森主要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命运定下了基调.     

基于虚拟身体的网络主播自我建构研究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直播技术的精进使得网络主播不断涌现。网络主播通过虚拟身体在场形成个体自我,在与他者的身体表演互动中建构关系自我,在身体变现的过程中最终实现集体自我。这个自我建构的过程既是对身体如何成为消费品的阐释,也是对互联网平台中虚拟身体的行为与认同研究,同时隐喻着对技术与资本泛化所带来的身体霸权的反思。为消解身体所面临的霸权,既需要个体素养的提升,也需要社会规章制度的完善,依此建立起健康的网络主播行业生态体系。     

恋爱的权利、启蒙与实践——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院的恋爱现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恋爱问题从新文化领域蔓延至市民大众之间，电影院的恋爱之风盛行。银幕上的爱情故事可激发观众的恋爱意识与恋爱想象，参与恋爱观、性道德的建构，教以具体的恋爱之道，从而起到恋爱启蒙的作用。黑暗的观影环境可为隐私性的恋爱行为提供一定的掩护，而其所散发的性诱惑气息，加之观影身体在与影像的互动之中更易处于一种感性状态，有助于情感的发生，于是电影院往往成为恋爱的一个实践空间。电影院的恋爱现象以及相关舆论意味着现代爱情的社会性胜利。重在彰显个体自主性的现代爱情是构成现代主体的重要维度之一。尤其对于女性观众而言，银幕上下的恋爱风景及其所昭示的现代爱情观与两性关系，有助于女性探寻一个情感自主的自我。作为异性恋爱中的一方，女性在公共空间与男性的公开交往，也有助于促进其权利意识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论香港作家梁锡华的长篇小说

梁锡华的长篇小说,执着于一个“情”字。既执着于男女之情,也执着于作家对所执着之事、之人、之道的情。其长篇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味道”,既是外在经历的叙述性自传,也是内在心灵的告解性自传。后一种自传的浓烈程度,更甚于前一种自传。《独立苍茫》透露着感伤的自我,《头上一片云》呈现着反思的自我,《香港大学生》投射着理想化的自我。感伤、反思也好,理想化也罢,梁锡华的自我始终与宗教有着牵连。这种牵连,使他深入、细致地展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少见的宗教自伤者形象;也使他不懈地抒发着一种理想之道—一种远离教会、回归基督的宗教情怀。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悲歌

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作为一个在社会激烈变革中被挤压变形的上进青年,仇恨是他内心的主要情感,巨大的野心和极度的反抗使他忽略了年轻人浪漫感性的爱。他视名利为生命的意义、信仰,而所有的人或事,甚至他自己及爱情都只是他通往功名利禄的手段。由于于连仇恨与对抗的是重视出身的时代、金钱至上的整个社会,因而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被遮蔽的成长叙事——另一种解读《沉沦》的方式

本文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入手,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小说中贯穿的情感线索,认为小说着力表现的是青年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青春期特有的苦闷和挣扎,但是在启蒙思维主导的阅读和阐释中,它所蕴涵的个体经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成长叙事被置换为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爱国主义和个性解放。论文通过对《沉沦》中表现出的自我建构危机、人际交往危机和情感寄托方式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其被遮蔽的成长叙事的特征。